從改革開放開始至今三十年過去了。北外經歷了四個轉變：從單純技能訓練到復合型、復語型，從單一外語學科到多學科，從本科一個層次到本、碩、博、博士后多層次，從教學型到教學研究型，走過了比較艱苦曲折之路，取得了很大成績。
　　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一九七八年初我們迎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通過高考的大學生，一批前所未有的優秀學生。這批學生外語底子較好，有一定社會實踐經歷、勤奮、好學、肯動腦、比較成熟。面對這批學生，我們一方面措手不及，缺乏預見，一方面全力以赴，創造條件讓他們盡快達到較高水平。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學生分成三個層次，根據不同起點，采用不同進度，不同要求，不同學習年限。在英語教學上引進了文學、語言學、美國歷史、社會學、美國文化等課程，全部用英語上課，王佐良、許國璋、周玨良等國內知名學者以及柯魯克、伊莎白、甘伯格等外國專家統統走上教學第一線，培訓這批學生。這些措施雖然帶有臨時應急性質，但卻沖擊了過去一些傳統做法，即（1）因材施教，不拘泥于固定學制；（2）用英語開設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課程，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和視野而不僅僅是聽、說、讀、寫、譯的訓練；（3）發揮學生積極性，組織大量課外活動，包括78年的區人大代表競選；（4）一流的教授放在一線授課（當時有一個決議要求所有教授都必須在本科任教一門課）。這種創新精神發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就是在本科建立新聞、跨文化交際、美國研究等專業傾向，在研究生（碩士）層次建立了美國研究專業（一九七九），并堅持全部課程用英語講授，這在國內是第一家，直到今天仍是為數不多的幾家之一。一九八三年我從美國回來，第二年就在本科和研究生中間開設美國外交和中美關系的課程。
　　事物的發展會有起伏。九十年代初期，從全國來講，有改革開放是否錯了、姓社與姓資之爭，要求倒退回計劃經濟時代。這才有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在外語界，則又回到在校打好基礎，出去再專業對口的做法，專業傾向消失了，某些專業招生砍半。對于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反應是不一樣的。有的兄弟外語院校的領導，具有敏感性、遠見性，抓住機會發展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專業（新聞、國關、經濟、法律），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國家的需求、市場的變化，也對我們形成壓力。優秀中學畢業生不考北外，認為沒有專業，未來就業不利。盡管我們已慢了一拍，但我們必須跟上，復合型即外語＋專業提上了日程。雖然我們也強調外語重要，但限于條件，基本上是兩張皮，即外語歸外語，專業中文上的模式，無法起到載體與被載體的相互支持、相互推進的作用。
　　雖有缺點，但這一步是外語教學認識上的一個飛躍。這就是說，我們開始重視被載體、重視教學內容為改革開放，為全球化的要求服務，而不僅僅局限于外語技能訓練。這對教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外語講授人文、社科內容成為努力的方向。這一階段出現的問題是載體、被載體有脫節現象，似乎語言提高局限于技能訓練，知識擴展、專業擴展、人文教育則在于開設專業課程。結果是課程越來越多，學生疲于奔命；技能訓練時間受到擠壓，外語教師、專業教師、學生都不滿意。這種脫節實際上是認識上的脫節，在于未能辯證地認識載體與被載體的關系。三十年來的實踐，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對外語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博士有一段話，很有啟示。他說中國走向世界，但中國懂經濟、英語能適合英語國家同行規范的人不超過百人。中國許多地方、廠家在國際貿易中碰到問題，不敢抗爭，關鍵是語言與政治、經濟結合的問題，缺乏這方面的人才。對專業了解不深，又沒有表達能力，這已成為制約中國走向世界，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這可以為我們理解載體與被載本關系提供一個例證。
　　如何往下走？我認為應澄清三個認識誤區，解決好兩種認識和兩種關系。
　　三個認識誤區：（一）我們瞄準的趕超目標是國際上一流大學的英語（或其他母語）系。這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是母語專業，我們是第二外語，我們的可比對象是這些學校的東語系或非母語的語言系。考察一下美國的東方語言文學系，除了語言、文學外，當代中國（政/經）及中國古典文化及當代文化是必修的課程。這應對我們有啟示。（二）北外的傳統是語言文學。作為過來人（1953年入學），我可以說過去只是在研究生中開過文學，本科幾乎沒有。我認為北外傳統是重語言技能訓練，重知識面，這與北外長期在外交部領導之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為團結國際友人、打擊帝國主義這一目標有關。語言學、文學是與地區研究幾乎同時建立的。（三）為了擴展知識就要多開課，而且往往是多開中文的課程，以滿足雙學位、主輔修等的要求。這樣做的結果會是兩張皮嚴重，弄不好，沖擊技能訓練，基礎削弱，得不償失。
　　兩種認識：（一）解決好我們的拳頭產品是什么的問題？行業有品牌產品，我們的品牌應是外語要好，能適應中國走向世界和全球化需求，表達相關內容到位的人才。這包含兩重意思：一是外語人才平均水平高于兄弟院校；二是有尖子學生，不是個別的，而是一個群體。這樣的學生在各種場合一聽就知是北外培養的。要做到這種技能與內容的統一，七七年的分班、分層次教學仍可借鑒，不然的話，我們將愧對考入北外的優秀學生。（二）對語言的認識。語言不僅是載體，而且是力量（powdr）。批評話語分析理論中就有一條是話語與力量有關。話語建構形象、確定身份，這就是力量。因此在語言教學中，不僅要使學生懂得語言使用的正確與錯誤，還要使學生懂得如何表達才有力量，能讓母語國家聽眾聽明白，易接受。也就是說在教學中，要使人文教育滲透在語言教堂中。
　　兩個關系：一是擺正知識傳承與興趣、能力培養的關系。美國《紐約時報》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著《世界是（扁）平的》一書中有這么一段話：“未來，我們如何教育孩子也許比我們教給他們多少更為重要。”他把教育列為全球化三個必備條件之一，而對教育的內涵，他把“學會如何學習的能力”和“激情與好奇心”列為頭兩條。當今世界信息爆炸，靠設課傳授實為下策。應精選最關鍵的內容設課，而且在專業和技能課上都把培養興趣和能力放在首位。使學生對語言的使用產生興趣，對知識的汲取充滿好奇。這樣學生就會隨時隨地主動吸收，而不是被動等待灌輸。二是了解對方與宣傳自己。這是剛結束的中文辯論賽的主題。了解對方的重要性已為大多數教師所接受，大家也在努力這么做。但是要發揮軟實力的作用，“知彼”還不夠，還需要“知已”。在“知已”的基礎上，用對方能接受，能明白的表達方式傳遞過去，才能真正起到交流的作用。但在“知已”和用適合對方的表達方式這兩方面我們都有很多可做的。
　　三十年來，經過北外師生員工的努力工作，北外取得并保持了“排頭兵”的稱號。但成績只說明過去，未來仍需我們努力去創造。創造的動力來源于對形勢的正確認識，對問題的正確估計，對矛盾的正確分析。改革開放的關鍵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回想八十年代初北外的氣氛，人們的心情，印證了這一論斷。由此往前走，今后三十年，也仍然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停滯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胡錦濤），我相信北外人會把握時機，奮勇前進，創造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