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團隊在南非德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現場合影 攝影/周劍
南非德班氣候談判大會場外“清華角” 攝影/顧阿倫
2011年南非德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現場攝影/周劍
2009年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最終達成 《哥本哈根協議》
2007年印尼巴厘島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巴厘島路線圖”，為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后的溫室氣體減排談判奠定基礎
1997年日本京都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 《公約》生效后的第一份議定書草案《京都議定書》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首腦會議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簽署了全球第一個關于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約》
1979年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聯合國世界氣候大會上，科學家提出了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將導致地球升溫的警告，氣候變化首次作為一個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上接第1版）每天早晨7點，去會場的班車已經在賓館外等待出發。8點，代表團內部協調會；9點，“77+中國”協調會；10點，談判會議正式開始。會議常常持續到下午，還沒來得及吃一頓正式的午餐，下午緊張的談判又開始了……隨著大會議程的不斷推進，工作層的談判不斷向部長級和首腦級的小范圍磋商轉移，談判日漸白熱化，工作強度和難度也隨之加大。代表們從會場回到賓館的時間越來越晚，往往覺還沒熟睡，就又起身披衣坐上了回會場的班車。談判最嚴峻的階段，甚至三四十個小時無法離開會場。在哥本哈根，由于緯度較高，他們壓根沒看見過“童話之城”的太陽。
在德班，即使賓館與會場僅僅咫尺相隔，他們仍來不及回去小憩片刻。
這些體力上的挑戰，對于每年參與氣候談判、習慣于“打硬仗”的清華團隊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真正的“魔鬼挑戰”存在于談判的每個細節中。
“我們代表的是國家利益，守住底線獲得利益最大化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不能有絲毫松懈?！?010年留校從事應對氣候變化長期目標研究的80后青年學者柴麒敏博士，已經有過兩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談判經歷。
在德班，柴麒敏所在的小組遭遇了一次艱難博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不是一句空話，如何監控審評各個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圍繞這一問題的解決，工作組主要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陣營：發達國家提出設立新的評審機構，發展中國家提出由聯合國已有框架下的機構完成審評工作。這個問題看似簡單，然而關乎審評的公正性和每個國家的實際利益。工作組的談判持續了整整一周，形成若干方案提交給大會決議層。令人遺憾的是，最終這個議題由于各國存有分歧無法達成一致，僅承認這是一個探討方向，但沒有最終結論。柴麒敏介紹說，這在談判過程中是很正常的事。在他看來，盡管讓所有國家達成一致變成了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在談判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是進步的必經之路。
讓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是科研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永不磨滅的番號”
氣候談判是場硬仗，清華作為最早的參與者，是在戰場上活躍了10余年的“老兵”了。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高校學科建設百廢待興。時任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現核研院前身）所長的呂應中在國外考察時發現，與國內計劃經濟所采取的 “土賬本”“拍腦門兒”的方式不同，發達國家的經濟、能源政策是通過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科學分析論證后制定的。深受觸動的呂應中回到清華后，率先建立了國內第一個能源系統分析實驗室。實驗室初建時一窮二白，國內沒有相關專業學科，更沒有這方面的專家學者，實驗室不得不臨時從其他研究室抽調人手，從零開始。就這樣，我國能源系統工程學科邁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氣候變化問題開始被世人關注。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通過，開啟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同年，清華作為國內最早參與到該領域的研究機構之一，承擔了我國第一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家級研究課題———亞 洲 開 發 銀 行(ADB)技術援助項目“中國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家對策戰略 (TA1690-PRC)”。1994年~1996年，時任核研院院長吳宗鑫、教授何建坤等參與完成了 “中國氣候變化國別研究”，這是我國首次較為全面、系統地研究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主要問題和戰略。與此同時，我國氣候變化的研究隊伍開始初具規模。
清華也是從這時起開始參與到聯合國氣候變化的談判中來，為政府談判提供技術支撐。
隨著國際氣候談判涉及問題的延展和深入，最初的研究者逐步被吸納到談判隊伍中成為談判者。從實驗室走向談判桌，從科研工作者到談判專家，如何在角色身份的轉變中尋找自己的定位？
多年談判桌上的磨礪讓他們在兩種不同角色之間找到了平衡：身為一名科研工作者，本著科學的態度看待和分析問題，這是職責。身為一名談判專家，需要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底線，這是使命。二者不是矛盾的對立面，而是相互促進、辯證統一的。
科研項目不僅可以作為談判的技術支撐，談判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方法也為科研工作帶來了靈感。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上，美國提出發展中國家在國內采取的減緩行動缺乏透明度、減緩效果沒有國際社會認可的測量評估報告，由此引發了新的談判焦點：如何提高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的透明度？如何在制度和技術兩個層面上既維護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的自愿性，又能提高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的統一性？這些問題成為滕飛等人過去幾年的研究重點，相關成果為我國在發展中國家減緩議題上的談判提供了對案。
“就像電視劇《永不磨滅的番號》里那支隊伍一樣，我們也是一支沒有番號的隊伍。但在戰爭打響的時候，我們往往需要沖到最艱難的主力陣地上，雖然這與我們平時的定位有所差異，但是既然到了那個位置上，就應該打出漂亮的一仗！”滕飛堅定地說。
低碳之路，清華在行動
“氣候問題分兩個戰場，在國外是一種博弈，在國內是一種平衡。”何建坤對氣候談判深有感慨。
如果說氣候談判是一場戰爭的話，那每年的氣候變化大會無疑便是廝殺最為激烈的戰場，勝負取決于戰場上的發揮，更取決于“內功修為”。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不僅是為了應對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壓力，更是出于國家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是減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過度倚靠不可再生能源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缺乏可持續性，而且還會影響國家的經濟安全?；茉吹南M所帶來的空氣污染，不僅捧紅了“PM2.5”，更讓低碳問題成為老百姓關注的焦點。在2012年的兩會上，很多代表紛紛表示：低碳減排不僅是發展問題、政治問題，更是民生問題。
中國要走出一條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發展路徑，這不僅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戰略選擇，也是國內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如何與世界各國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如何在國內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如何協調好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這也是清華團隊的研究核心。
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我國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到把40/45目標細分到各個省市和每個行業中，清華團隊不遺余力作出了基礎性的貢獻。從2008年清華低碳能源實驗室建立（我國第一個以低碳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實驗室），到成立 “清華大學-劍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低碳能源大學聯盟”，清華在低碳研究之路上始終走在全國高校前列。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國家緊急啟動“973”應對氣候變化科技專項，清華牽頭承擔了12個項目中的4個，7位教師入選“973”首席科學家，其中包括2位副教授。
在南非德班氣候變化大會上，清華團隊又為自己增添了新的角色———“宣傳大使”。在談判期間，會場外搭建起“清華展臺”，向世界宣講中國的氣候政策、節能減排成果，散發研究論文，吸引了眾多目光。會議期間，清華還與日本地球環境研究院等其他國家的研究機構舉行多場邊會，圍繞“亞洲應對低碳發展”等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1年12月20日，國家發改委專門發來感謝信，對清華教師在德班氣候變化談判大會上的出色表現表示肯定。對清華團隊來說，談判還將繼續，低碳之路任重而道遠，他們將繼續一如既往地全力投入，為地球的綠色未來和我國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聯合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的公約，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首腦會議上通過。公約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公約第一次締約方會議 （COP）于1995年在德國柏林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