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章詒和先生《往事并不如煙》，在章先生的筆下，康同璧、羅儀鳳母女急公好義的俠骨柔腸，以及她們身居逆境卻仍怡然享受生活的平和心態，令我輩在感嘆時艱之余，對康氏母女平添幾許感動和欽佩。
　　筆者由此不禁想起《蔣廷黻回憶錄》中有關曾國藩之孫的一段回憶，與康氏母女之事差可一比。
　　蔣廷黻有次赴朋友宴會，發現客人們或吃茶，或嗑瓜子，或天南海北地閑聊，但就是不開飯，這讓蔣廷黻百思不得其解。“后來，一個年紀相當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進來，他頭不梳，穿一件黑色緞馬褂，上面沾滿塵土和油垢，黑色棉襖外面罩一件藍色大衫。下擺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長。”蔣廷黻對這樣一個人自然是不屑一顧，但幸好此人來后就開飯了。肚子早就餓了的蔣廷黻這時光顧吃東西，對他們講的什么自然無暇顧及了。但幾道菜后，蔣廷黻突然聽見那個“小商人”正在講古羅馬城的紀念門，并指出希臘和羅馬的紀念門的區別。接著，這個“小商人”的話題又從明陵轉到西安。后來，“小商人”的談話內容又轉到音樂上來，認為最好的歌劇院是米蘭的斯卡拉歌劇院，并告訴在座客人孔廟樂器的演奏方法，以及中國音樂單調和憂傷的原因。蔣廷黻起初對這位 “小商人”的不屑一下子無影無蹤了，對他淵博的知識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由得感嘆“無疑地他是一位古跡、名勝、音樂、戲劇……的名家”。事后，蔣廷黻從主人處才得知，原來這位落魄的“小商人”就是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之孫。
　　蔣廷黻沒有在文中明確說明這次令人難忘的“邂逅”的具體時間和地點等細節，但根據蔣氏回憶錄中的相關內容，我們大致可推斷此事似應發生在北平1925年某個冬天的日子。因為這是其回憶錄中第十一章———國內游歷（1923-1929）———中“北平”一節中的內容，在回憶此事的上一段，蔣廷黻對北平曾有過這樣的感嘆———“有閑階級不僅藏起他們的財富，甚至他們的嗜好，特殊技能和知識也不愿為人所知。你要從高聳的院墻偷看過去，才能見到院內可愛的景色，你要和對方聊上幾個小時，才會發現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而且就在回憶此事的下一段，他談及十年以后訪英時聽到的有關這位“小商人”的另一軼事，而蔣氏在該書第十四章———赴俄考察與歐洲之旅———中明確說明：“我首次訪英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因而可推知蔣曾相遇應在1925年；從曾國藩之孫的衣著和客人們談論滿洲溜冰方法的聊天內容，可大致推出應為是年冬天。
　　另一件關于曾國藩之孫的軼事，是蔣廷黻在1935年訪英時在英國北部聽葛累（Grey）大夫所說。義和團舉事時，葛累在北平的英國駐華使館擔任醫生。一天，葛累騎驢到哈德門街。突然，一輛黃包車從巷子里沖出來，驚了葛累的驢子，差點把他摔了下來，葛累氣得揮拳欲打拉黃包車的。就在這時，黃包車上的乘客舉手攔住了他，并用一口流利的牛津腔英語對葛累說：“你不能這樣。”葛累頓時大吃一驚，更讓他驚奇不已的是對方居然衣衫襤褸，貌似落魄之徒。經過交談，葛累才知道對方是曾國藩后人，倆人很快成了朋友。葛累后將其介紹給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 （SirJohnJor鄄dan），朱爾典通過與他的接觸，對北平的歷史、藝術與光榮的過去有了更為深切的了解。
　　蔣廷黻筆下的曾國藩之孫究竟是誰呢？蔣廷黻沒有明確說明，但我們通過其它資料不難發現他的真面目。
　　曾國藩有二子：曾紀澤、曾紀鴻。曾紀澤之子為曾廣鑾；曾紀鴻有三子：曾廣鈞、曾廣鎔、曾廣鐘。曾國藩四位孫子中曾廣鑾、曾廣鐘先后于1920年、1924年去世，因此蔣廷黻赴宴時所見曾國藩之孫不可能是這兩位。剩下的兩位即曾廣鈞和曾廣鎔從在世時間上來看，都有可能是蔣廷黻所見之人。
　　曾廣鈞（1866-1930），字重伯，系曾紀鴻長子，也是曾國藩的長孫。清廷特賞舉人一體會試，光緒十五年進士。曾先后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奉旨記名出使大臣、欽派湘鄂四十九營總翼長等職，辛亥歸田。著有《環天室詩鈔》、《河洛算術》等多種手稿，現存湖南圖書館。
　　曾廣鎔（1870-1929），字理初，系曾紀鴻三子。清特賞員外郎，選授刑部員外郎，花翎二品銜湖北補用道、湖北牙厘局總辦、簡授湖北施鶴兵備道、署理湖北按察使，辛亥亦歸田。其湖北任上時，與黎元洪等人往來書信數百封尚存。
　　從蔣廷黻關于曾國藩之孫博古通今縱論中西的回憶來看，這位落魄的“小商人”似乎更應是曾國鈞。首先，曾國鈞著有《環天室詩鈔》、《河洛算術》等書，其詩作沉博絕麗，或謂“驚才絕艷猶是楚騷本色”，以此足證其才情；其次，梁啟超《廣詩中八賢歌》中云：“湘鄉曾廣鈞重伯。君昔為予畫扇，作齊詩圖，跋語云：任公好予所治齊詩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率類此。”梁啟超對曾國鈞“狂率”的描述與蔣廷黻所見所聞中的曾國藩之孫也頗相合。又次，曾廣鈞曾為湘菜名店玉樓東題詩：“麻辣子雞湯泡肚，令人常憶玉樓東。”從意境和內容來看實屬一般，“中興名臣”之后居然作起了廣告打油詩，其落魄之相和蔣廷黻初次見到的“小商人”也很相似。
　　另據丁中江先生 《北洋軍閥史話》中云，軍閥張敬堯督湘時，看中了曾留學英倫時在長沙創辦藝芳女學的曾寶蓀，即曾廣鈞的女兒。曾廣鈞應邀到督署面見張敬堯時，口呼督軍老伯，張敬堯愕然不知所對，面對著文正公的長孫，對自己如此稱呼，不無受寵若驚之感，邪念為之大減。曾廣鈞辭行后向人說：“聽說張督軍的先君諱總愚，我先祖曾保薦過他，這樣算起來張督軍自然是我的父執了。”其實這是曾的苦肉計，把張敬堯的輩份提高，使他不能動后輩的念頭。張總愚究竟是不是張敬堯的父親，誰也不知道，但張總愚是捻軍的頭目，后來可能是被曾國藩招安的。堂堂晚清中興第一名臣之后，為保護女兒逼迫向軍閥低頭，讓我們讀之不覺黯然。
　　章詒和先生在為我們講述康同璧母女并不如煙的往事時曾感嘆：“這些昔日貴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難，心也太苦。”盡管她們試圖以不變應萬變作為自己的處世原則，但現實卻總是在逼迫她們做出以 “不自覺其努力的努力”為表現的“順適”，而這種努力的核心內容就是“忍”。這些所謂的貴族家庭的“忍”究竟體現的是什么呢？章詒和先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沉重的問題———“是閱歷太多、見事太明的無可奈何？還是抹殺自己、無損于人的智慧生存？”
　　是造化弄人？還是……？不過，從曾廣鈞這位“最后的男貴族”身上，我們是不是也看到了某種在歷史深處時隱時現的“幽靈”仍在不時地到處游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