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形勢要求和高校之間日趨激烈的競爭，誰能最先洞悉行業變革走勢，并作出及時正確反應，誰就能贏得未來。作為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克服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嚴峻挑戰和亟待解決的瓶頸問題，保持健康有序的發展，我們就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深刻把握國內外大勢，立足本校實情，著眼“十二五”發展，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全面優化學校辦學功能，加快實現發展方式轉型。
　　一、學校辦學面臨的經濟社會發展背景1、從國家宏觀層面看雖然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但總體上講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家經濟呈現出三個明顯特點。一是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實現重大突破：一次產業占GDP的10.6%，二次產業占到46.8%，三次產業占42.6%，已經呈現出二、三、一發展格局；二是經濟發展總量大大增加。2009年，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超越德國位居世界第3位；三是區域協調發展格局初步形成。為了加快全國經濟協調發展和各地特色發展，國家相繼實施了東部率先、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的區域發展戰略，并確定了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個特大城市群和19個特色發展區域，進一步發揮了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全國區域經濟布局也更趨合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取得了更大的成效。
　　然而，雖然我國經濟處于良性快速發展階段，但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沒有改變，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也沒有改變，我國仍是一個經濟相對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相比美國、日本，我國經濟總量依然較低，人均GDP的差距則更大。以2008年數據為例，美國的GDP是14萬億，日本為5.4萬億，中國是4.9萬億，且人均GDP僅有3800美元，排在全球第105位，全國還有4000多萬人未脫貧。
　　2、從本省實際情況看湖南近幾年經濟發展很快，正處于彎道超車、轉型發展的勁跑中，在中部六省中有多項經濟指標名列前茅；經濟總量已經躍居全國前十之列。但由于主要依靠投資拉動，人均收入仍然很低，排在全國第26位，財稅收入的貢獻率也只有11.4%，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2009年，湖南人均GDP為2961美元，一產業比重為15.2%，二產業比重為43.9%，三產業比重為40.9%。根據國際通行的評價方法，湖南經濟總體上也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并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工業化正從中期起步向前邁進。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的工業化階段理論認為，人均經濟總量與經濟發展階段存在對應關系，在工業化中級階段的情況表現為：1970年560—1120美元，1980年1200—2400美元，1998年2400—4800美元。湖南2009年人均GDP02961美元，大約相當于1970年560美元的水平（2009年美元與1970年美元之間的比率約為5.666：1)，正好對應工業化中期的加速階段。在此階段中，湖南經濟發展穩定性開始逐步增強，基礎更加堅實，正穩步邁入加速期。具體表現為：一是總量大。2009年湖南GDP達到12930億元，躋身全國十強，晉級“萬億元俱樂部”；二是速度快。“十五”期間，湖南GDP年均增速10.8%；“十一五”期間，年均增速約為13.5%；三是后勁足。全省基礎設施明顯加強，區位條件明顯改善，高速公路在建及通車里程近6000公里，武廣城際輕軌縮短了時空距離，長沙由次中心城市變成了中心城市，湖南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中部交通樞紐；過千億元產業已有7個（機械、食品、石化、有色金屬、輕工、文化和旅游）；百億元企業增速加快，一些企業正向千億元目標邁進。如中聯重科、三一重工等企業現年產值均超過500億元，2012年之前爭取實現年產值過千億元。
　　第二，城鎮化開始從單個城市建設轉向集群發展。城鎮化是與工業化相伴相生、相互促進的，湖南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城鎮的擴容提升。長株潭三市目前匯集了全省45%的規模工業增加值，65%的進出口總值，63%的地方財政收入。全省城鎮總人口達到2980.9萬，年均增長4.6%，2009年的城市化率達到46.5%，與全國的平均水平差距由6個百分點縮小到0.1個百分點。
　　第三，產業結構逐步從低級結構向高級結構演變。工業主導地位明顯提升，2009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3%，比2005年提高13.1個百分點；規模工業增加值占全部工業的比重達到88.3%，比2007年提高27.1個百分點；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上升為主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和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達到11%和29.6%，比2006年分別提高3.7個和7.5個百分點；生產性服務業占第三產業的比重由2005年的30.4%提高到2009年的44.3%；非公有制經濟占全省GDP的比重達到54.9%，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
　　第四，社會需求正在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社會需求呈現三個明顯趨勢：一是從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費品升級；二是從私人產品向公共產品需求升級；三是從追求物的發展到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升級。消費結構快速升級邁向更高形態，具體表現為“三個代表”：一是代表資產和財富的產品如住房、汽車等需求快速增長；二是代表生活享受和品質的文化、旅游消費更加旺盛；三是代表基本服務均等的公共產品需求快速擴張。
　　第五，改善民生已經從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上升為社會發展的基本理念。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時期，民生問題比任何時候都重要。文教體衛、民政社保、安全體系、社會保障、生態環保等都是政府著力加強的重點。
　　始終擺在我們這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面前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學校與地方的發展關系。倘若以上情況反映了學校辦學面臨的正面背景，那么我們尚需進一步深刻認識與這些背景相關聯的負面因素，以期更全面、更準確的把握學校新時期辦學的經濟社會環境，更好地化危為機實現與地方互動發展。具體就湖南和常德而言，這些負面因素主要表現為：
　　一是工業結構的重型化趨勢較突出，高耗能行業增速仍然很快。數據顯示，2009年全省高耗能企業達4255家，占規模工企的三分之一強。在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中，重工業增加值增速比輕工業快1.3個百分點，所占比重為67.2%，比2005年提高2.4個百分點，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占規模工業的比重達35.5%，分別比中部六省中的湖北、安徽高2.7個和8.5個百分點。據測算，湖南工業可持續發展因子得分排名全國第23位，這說明湖南工業能耗水平偏高、生態環境污染較重、科研投入及創新能力較低，加快新興產業的發展是湖南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取向。
　　二是城鎮化水平仍然不高。城鎮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文化和科技進步的標志，也是衡量一個社會的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標志。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平均城市化率46.6%，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幾個省市情況分別是：上海88.9%，北京85%，廣東為63.4%，遼寧60.3%。湖南城市化率距全國平均城市化率還略有在差距，常德則更低，城市化率僅為39%。據測算，湖南的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新增城市人口近70萬人，相應可增加消費支出48億元，能拉動經濟總產出增加101億元。若湖南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5個百分點，則要5-10年才能趕上全國平均水平。所以，城市化建設各相關產業都有很大發展空間。
　　三是產業結構轉換明顯滯后于經濟總量增長。2009年數據顯示，全國產業結構較好的省是廣東和浙江，三次產業比分別是5.1∶49.3∶45.6和5.1∶51.9∶43.0；北京和上海的產業結構比則達到了一種較為理想的狀態，分別是1∶23.2∶75.8和 0.8∶39.9∶59.4；湖南三次產業比為15.2∶43.9∶40.9，常德三次產業比為20.8∶42.8∶36.4。湖南一產業比重高出全國4.6個百分點，比中部最低的山西高出8.7個百分點；二、三產業比重分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9個和1.7個百分點，二產業比重比廣東低5.4個百分點，比中部最高的河南低12.7個百分點；三產業中生產性服務業、金融、物流、科技服務、信息服務等不夠發達，尤其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遠遠不夠。可見，湖南優化產業結構的任務還十分艱巨，發展二、三產業還任重道遠。
　　正是基于對省情和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全局把握，湖南省委省政府在“十二五”發展規劃中鄭重地提出，要全面轉換經濟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一是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要著力在裝備制造、新材料、文化創意和新能源、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等新興產業上開辟新的發展空間；二是要做大做強消費品產業；三是要推動服務業加快發展，尤其要進一步做大做強現代物流業、金融服務業、信息服務業等生產性服務業。
　　根據全省統一部署，常德結合自身實際，也作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決定：一是加快現代工業發展進程。1、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壯大煙草、裝備制造、食品、鋁材及新材料產業；振興紡織、建材、林紙、食品、煙草、裝備制造、鋁材及新材料、醫藥、電力、旅游、鹽化、物流等11大產業；加強工業園區建設，突出加快德山、灌溪、創元三個百億園區發展，強化工業發展、聚集、集約、集群效應。2、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積聚常德未來發展的新動力。力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比重每年增加3%以上，五年內提高到35%，用兩年左右時間創建全國科技工作示范市。二是加快現代農業發展進程。突出建設國家重要的糧、棉、油、豬生產基地、中部地區的農產品加工轉化基地，同時推進農業產業化，大力發展農業新型業態，葡萄、柑橘、有機菜、生態魚、花卉苗木等。三是加快現代三產業發展進程。突出建設國內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區域性商貿物流中心和休閑度假中心，推進傳統服務業升級提質，同時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四是推進新型城市化。按照湘西北區域交通樞紐城市的新型定位和目標要求，加快構造以鐵路、高速公路為骨架的水陸空現代立體交通網絡，基本形成以市城區為中心，以縣城為支點的“一小時經濟圈”。“十二五”期間，市城區拉開面積要超過160平方公里，可容納150萬人口，同時加快縣城和小城鎮建設。至2015年，力爭城鎮化水平由現在的39%上升為45%。五是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包括發展循環經濟、推進節能減排，加強生態保護。突出“三個主題”，凸現“三山三水”特色（三化：綠化、文化、現代化；三山：德山、太陽山、河洑山；三水：沅水、穿紫河、柳葉湖）。
　　作為高等學校，在此等瞬息萬變的發展浪潮中，我們務必捕捉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所傳遞的有價值的辦學信息。根據以上全國、湖南和常德經濟社會發展現狀與趨勢，我國已進入一個工業化中期階段，而且我國工業化進程路程還很長，工業結構調整的任務還十分艱巨；同時三次產業結構也正面臨大的轉變，城鎮化建設處于快速發展階段。這對我們湖南文理學院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啟示，只要我們審時度勢，把握得好，我們就可能贏得新一輪發展機遇：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將影響到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的改變。必將影響到學校科研與社會服務的取向與內容，我們應該敏銳認識，主動適應。
　　二是借鑒西方國家工業化時期高等學校發展經驗，站在適應時代發展的高度，以轉型適應的思路，對學校各學科專業進行一次全面頂層設計。
　　三是在崇尚質量效益的轉型時期，國家也將推動高等教育的創新與改革，高等學校必將面臨一場來自多方面的深刻變革與挑戰，講求效率與效益是迎接這一變革與挑戰的重要保障。
　　二、加快學校發展方式轉型當前，我們正處在轉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一個大有可為的發展期。我們既要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積極應對制約發展的不利因素，更要增強機遇意識、趕超意識，堅定信心，乘勢而上，加快轉型發展步伐。
　　第一，要進一步推進向更加注重服務地方經濟的轉型牢固樹立“地方意識”，由傳統的“象牙塔”向現時的“社會服務站”轉變，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的同時，獲得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生存發展之道。一般而言，地方院校服務地方經濟，最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人才培養的專業口徑要對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培養地方經濟發展需要的應用型人才，是地方院校的使命。地方院校必須根據國家和地方工業發展、城市發展、三產業與新型產業的發展來調整和設置學科專業。在這方面，我們的任務還十分艱巨，因為我們的學科專業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主打專業不集中、不突出。我們這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如湖南理工學院、湖南工程學院、衡陽師范學院、湖南城市學院等，學科專業設置方面“同質化”現象異常嚴重：以傳統專科專業為依托申辦的本科專業雷同率達到55%以上；新申辦的源自相同一級學科或學科門類下的不同學科專業雷同率更高達77%。缺乏主打優勢學科專業，更遑論學科專業的核心競爭力。
　　其次，未能建立起適應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和產業化結構調整需要的完整學科專業體系，或者是從外在形式上確立了相應學科和設置了相應專業，但其學科研究和專業教育的內容并不能適應社會的實際需要，使學生畢業后有其名而無其實，缺乏作為專業人才應有的素質與能力。
　　外部形勢的變化，已使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基發生了重大改變。我們正面臨著發展進程中一個新的戰略拐點，只有順應形勢，尋求突破，才能“化蛹為蝶”！面臨戰略拐點，并不可怕，拐點中隱藏著危險也蘊含著機會。突破戰略拐點，需要敏感、勇氣與智慧。在現實生活中，中國的格蘭仕、比亞迪，美國的西點軍校、哈弗大學、耶魯大學等都是成功突破“拐點”，順利實現戰略轉型的鮮活例子。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摒除固步自封的習慣，與時俱進地調整發展戰略，尤其是要摒除雜念，掃除各種障礙，盡快調整學科專業布局。
　　二是要以產學研合作方式直接為地方經濟社會服務。利用人才優勢與智力資源深入推動產學研合作，直接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這是我們轉型發展的題中之義，必由之路。
　　深入開展產學研合作，既能幫助地方和企業解決技術與管理難題，為學校贏得良好的社會聲譽，同時也能更開闊學校辦學的視野，更新教育觀念，增強教師的科技創新能力，從而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和辦學的效益。在這方面，國外已經有很多成功的典范。譬如麻省理工學院，其畢業生年均創辦公司150多個，把5000多個公司創造的總收入加起來，將位于世界24強，而美國“硅谷”中60-70%的企業，也都是由斯坦福大學的師生創辦的。
　　在產學研合作方面，通過近兩年的積極實踐，我們也是深有體會和收獲的，學校面臨的形勢也是很好的。但我們目前自身還存在很多不適應：一是觀念不適應。有的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其緊迫性和必要性，對科研本身的認識也不夠，密切聯系社會實際需要的開發性研究不多；二是能力不適應。總體實力不強，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三是組織不適應。科研組織在科研方向、團隊組織、實施企劃、政策機制等方面的主導作用、主體策劃不夠。今后應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委關于推進產學研結合工作精神，認真把握好政策導向，深入開展產學研結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產學研合作效能。
　　第二，要進一步推進向更加注重內涵發展的轉型我們講內涵發展，就是講要圍繞教學、科研、人才培養來抓發展；就是要突出教學中心地位；就是要依靠廣大教師來狠抓學科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就是要進一步整合教學資源，打造辦學優勢與特色，不斷增強學校發展的核心競爭能力。在這方面，近年來我們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但與形勢發展的要求相比還很不夠：相關的體制機制、治理結構、管理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在學科專業建設、人才培養質量、科技創新、產學研結合、塑造品牌打造特色及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還缺乏一些卓有成效的舉措。因此，我們必須更加堅定不移地走內涵發展之道：
　　一是要通過整合學科資源和加強學科資源建設，凝煉學科方向。要突出發展工科，大力加強應用經濟學科和適應文化產業發展的文科專業建設，文理科都要進一步發揮基礎學科的作用，理科專業有條件的要轉向為工科專業，各專業都要注重應用，突出特色，努力形成學科集群優勢，培育核心競爭力。
　　二是要通過優化專業知識結構和課程體系，創新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增強人才培養的社會適用性。比如我們的文科專業，應按照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的要求，圍繞工業設計、影視傳媒、美術設計、動漫游戲、咨詢策劃、廣告會展、音樂表演、休閑健身等方面內容，進行專業知識更新與課程體系設計；計算機學科和經濟管理類學科可以聯手培養電子商務人才、外包業務專業人才。三是要通過制訂一系列政策措施，著力培養和引進符合學校學科專業發展需要的高層次、高素質人才，形成一支穩定的，年齡、職稱、學歷、知識結構都比較合理的專、兼職師資隊伍，特別是在學科帶頭人的引進與培養方面，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舉措。要重點在工科、經濟管理類學科和適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學科方面培養大專家，打造大團隊。
　　四是要通過創新體制與機制，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堅持立足實際、著眼長遠、科學管用的原則，革除學校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中不適應學校科學發展的問題，明晰和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和組織運行機制，構建一整套符合科學發展、規范管理的制度體系，從制度上積聚加快學校發展的動力。
　　第三，要進一步推進向更加注重辦學效益的轉型辦學效益指社會效益也指經濟效益。學校是公益事業單位，社會效益是其主要追求的目標，沒有社會效益的學校是不可能生存的。同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是休戚相關的，任何有良好社會效益的大學，都必須要有良好的經濟效益作為支撐。
　　辦學的經濟效益是由成本和收入兩個因素構成的，收入和成本之比即為經濟效益。收入和成本這兩個變量決定著經濟效益的大小，光抓收入不控制成本，經濟效益就要大打折扣；反之，收入總量不大，只要將成本控制到最低限度，經濟效益也可能很好。如麻省理工學院在1865年時只有15名學生，150多年后，現在仍只有1萬多名學生。其規模一直不大，但其經濟效益卻舉世矚目。
　　我校成本主要由人力成本、基本建設成本、設備資產成本及管理運行成本構成。對于基建成本，要科學規劃，精心設計，嚴格預算，并加強建設成本管理；對于設備資產成本，要力爭共享兼容，加強維護，提高使用效率；對于管理運行成本，要開源節流，增收節支，減少浪費與損失。人力成本控制涉及面廣，是需要廣大教職員工統一認識、共同努力才能做好的復雜工程，我想在此著重作些闡述剖析。
　　近幾年，我們都在千方百計地擴招增收，從學校內部情勢而言，其實就是由成本倒逼出來的。在現有水平下，嚴格計算每個學生的成本與收入其實是倒掛的，因為學校教職工人員多，成本總量大，只有多招學生攤薄個人成本才能維持收支平衡。
　　以我校2010年預算的成本與收入水平為例，通過計算每個本科學生的收入與成本情況，可以發現：1、本科生生均收入與生均成本相當，如果加上土地及各種資產折舊則入不敷出。2、構成教育成本最大的兩個數據是教學費用和管理費用，而這兩項之中又主要是人力成本。3、人員經費占日常運行支出比重為54%，已超過高校人力成本48%—50%的警戒線，學校人力成本高企已成不爭的事實。在未來的發展中，由于專業教師結構性短缺、專業調整導致教師轉向在職培訓費增加、政策性費用增長、獨立學院引資后可能導致原本部人員總量增加等原因，學校的人員經費還將繼續攀升。
　　如何妥善解決人力成本超負荷的問題，最有效的辦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嚴格控制進人。學校人員規模既影響到總體效益與辦學條件的改善，也關系到我們每個在職和退休人員的收入水平。為保障學校又好又快發展的同時我們個人的收益逐年提高，必須嚴格控制人員規模并逐步優化人員結構。非學校學科專業發展需要和其他工作崗位非外聘不可的人員，不得以任何形式進入學校。
　　2、改變傳統進人模式，增加外聘人員比例。這種降低人力成本的方式，已被各商業銀行、中國移動、中國聯通、民辦學校等企事業單位普遍應用。以下的計算，可以證明此點。
　　A.傳統模式的個人成本分析：擬進28歲碩士畢業生作為專任教師，按40歲評副高，45歲正高，60歲退休，學校需承擔的人年均加權在職成本至少為5萬元，在職總成本為160余萬元，若加上退休養老成本（假定75歲）75萬元，其總成本為235萬元。經折算學校需負擔在職年均7.3萬元（235萬元÷32年）的成本。若調入行政人員，30多年在職總成本120萬，加上養老成本共170萬元，折合在職年均成本為5.31萬元（170萬元÷32年）。
　　B.外聘方式的個人成本分析：按中、副、正高職稱計算課酬平均標準68元/節（中級30元/節，副高50元/節，正高100元/節），依據09年最高人均課時497節計算工作量，學校該承擔的人年均加權成本為3.38萬元，再加交通費等1200元，共3.5萬元。若聘任行管人員則加權成本為2.8萬元。
　　C.兩相比較：外聘一專任教師比調進一專任教師每年少1.5萬元，若把退休成本計算在內，則低3.8萬元（7.3－3.5萬元）。外聘一行管人員比調入每年至少要少0.7萬元，若把退休成本計算在內，則低2.51萬元（5.31－2.8萬元）。如果計算用人制度改變后工作效率提高創造的效益，成本節約還不止這些。
　　3、進一步完善績效工資政策。要切實有效地解決教師薪酬狀況存在的問題，使績效工資政策更切合校情實際，進一步發揮其激勵作用，鼓勵教師多頭上課，上多門課，鼓勵行政崗位優質教學資源充實到教學一線。
　　4、優化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要精選課程，堅決杜絕“因人設課”、“因事設課”、“因關系設課”和“無效課程”，避免課程間的重復講授。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學校講降低人力成本并不是要減少教職工個人的收入，恰恰相反，唯有從總體上降低成本，學校辦學條件才可能改善，我們教職工個人的待遇才可能因為辦學收入增加和總成本的減少而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