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40年11月17日，我校前身之一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改組，擴大成立為湖北省立農學院。1949年6月，解放軍軍代表接管湖北省立農學院，當年10月5日，湖北省立農學院正式易名為湖北省農學院。省立農學院成立之際，正值國家危亡。此后10年，戰爭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校址數次變遷，前輩學人仍耕讀不輟，為后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轉瞬七十載，本報憶往者之篳路藍縷，念來日之經緯萬端，特辟專欄，擬用三期梳理當日辦學脈絡，以示紀念。
1938年6月12日，侵華日軍在安慶登陸，武漢戰云密布，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中國第5、第9戰區軍隊以湖北武漢地區為中心，在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的廣闊地域開展了武漢會戰，這是抗日戰爭爆發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戰況最慘烈的抵抗侵略的大戰役。
　　為保存國家精英，國民政府決定將武漢的大專院校撤離，疏散到西部較為安全的大后方。6月的一天，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校長劉發煊接到命令，要求他立即著手準備內遷恩施山區。歷史將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推向了一個十字路口，走還是留，這個“哈姆雷特式難題”無情地擺在了師生們的面前。
　　9月中旬，時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湖北省主席的陳誠下令將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等中等以上47所學校合并為“湖北省立聯合中等以上學校”。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成為省立聯合中等以上學校農專分校，新校址選在了恩施東門外的五峰山。
　　面對外族入侵，農專的知識分子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走。對他們而言，走還是留，不僅僅關乎個體生命的存亡，更關系到民族文化的存廢。學校決定，大部師生員工自行向五峰山轉移，留下少數師生護送圖書、儀器，尋找船只裝運。
　　搬遷的道路上充滿了艱辛。10月下旬，武漢淪陷，載滿農專儀器和圖書的船只在等待進入狹窄的西陵峽口時，被日軍的炸彈擊中，盡管參加護送的師生們竭盡全力，卻也只搶救出50余冊圖書和41件儀器。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師生們決定另覓船只，繼續西遷。
　　載著圖書和設備的木船從宜昌出發，過清灘、泄灘后，到達巴東。師生們從巴東換乘木炭汽車，改走旱路。從巴東到恩施一兩百公里的山路，師生們走走停停，經茶陽坡、六重坡、建始縣，一行人輾轉于鄂西的崇山峻嶺中。就這樣，在11月底，師生大部分到達五峰山，12月初，學校終于開學。西遷甫定，陳誠要求各學校盡快步入正軌，恢復辦學。1939年9月，省立聯中農專分校恢復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的名稱。此時，原校長劉發煊已調農林部任職，程鴻書接任校長。
　　五峰山海拔高，土壤貧瘠，氣候寒冷，并不適合種植，50畝附設的農場又據學校很遠，教學和生產實習十分不便，程鴻書決定另選校址。后來，學校租下了恩施城北郊的金子壩，這里地勢平整，水土條件優良，非常適合農專的教學。1940年春節過后，學校便遷到了金子壩。
　　此時，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已改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大力推行新湖北建設，重點是振興教育。在他看來，我國以農立國，湖北省作為農業大省，“亟應廣培技術人才，改良品種，增加產量，以裕民生而增國富”。于是，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設計劃大綱》，確定實行計劃教育，籌建省立農學院、工學院、醫學院和教育學院。
　　1940年11月17日，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這一天，湖北省立農業專科學校升格，擴大為湖北省立農學院，由教育廳廳長張伯瑾兼任院長。張伯謹是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回國后曾在燕京大學任教授，對高等教育頗有研究。升格后的農學院擬設“農藝林學園藝三系，修業年限四年，附設農業經濟專修科，年限二年。”然而，由于物資匱乏，當時的農學院僅僅開設了農藝系，學制4年。農專的學生經過編級考試，從嚴錄取，轉入農學院學習。當時學生共有94人，設兩個班。
　　兼校長張伯謹是湖北省教育廳廳長，公務繁忙，難以兼顧校務，于是著手物色新的院長人選。他向陳誠推薦了自己在康奈爾大學的校友管澤良。管澤良在康奈爾大學專攻植物遺傳學，獲博士學位后任康奈爾大學專職研究員。抗戰爆發后，他和妻子喻宜萱（我校校歌曲作者）毅然回國，到了抗戰大后方四川，任金陵大學教授。在接到張伯謹的來信后，1941年盛夏，他告別美麗富饒的川西壩子，跋山涉水，舉家來到崇山峻嶺中的恩施，接任張伯謹的湖北省立農學院院長一職。
　　金子壩半山腰的這所農學院，條件及其簡陋，資源極其匱乏，全部家當就是幾間租來的破舊校舍和劫后余生的儀器、圖書，但山腳下蜿蜒流淌的清江卻給西遷到這里的學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