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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高考———改革的先聲



    1978年,我校1977級學生在課堂上。


    我校1978年以來普通本科生入學人數


    溫故知新


    開欄的話: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重鎮,這30年也是清華大學大變革、大發展、大跨越的30年;對清華的廣大師生來說,是集中精力謀發展、出人才、出成果的30年。為了紀念改革開放30年,更好地記錄歷史的足跡和學校的改革、發展、建設成就,重溫改革開放30年帶給大家的思想變革和親身感受,本報從今天起陸續刊發“紀念改革開放30年”專題,敬請廣大讀者給予關注和熱情參與。
    ●記者 盧小兵 通訊員 錢錫康 曹秉瑜
    1977年,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年份。這年秋天,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倡導下,國家決定恢復高考。春雷一聲震天響,因“文化大革命”
      一度中止的全國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終于恢復,中國教育重新迎來了陽光明媚的春天。自此,一個國家的光明前途仿佛在一夜之間被重新點亮,一代青年在那個火熱年代的奮發意氣仿佛頃刻間被熊熊點燃,人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全國570萬青年紛紛從田間地頭、工廠車間、軍營哨所等祖國的四面八方走進考場,沉積多年的強烈求知愿望宛如江河奔流,洶涌澎湃。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百廢待興、百亂待治。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力挽狂瀾,以科教領域撥亂反正為突破口、以恢復高考為開端,開啟了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新時代。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從此,中國這條航船駛入了改革、振興、發展的新航程。
      作為 “紀念改革開放30年”專題的第一篇,我們走訪了當年參加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親歷高考恢復過程的原教育部部長、我校原黨委副書記何東昌同志。何老清晰的回憶,為我們展示了當年這個重大決策的臺前幕后。
      
    堅冰初破
    何東昌1956年~1966年、1972年~1973年曾任我校黨委副書記。“文革”
      期間主管教改工作,認真貫徹周恩來總理關于批判極“左”思潮和加強基礎理論的指示,1973年冬被“四人幫”的爪牙、時任清華大學革委會主任遲群錯誤批判為“資產階級復辟勢力代表人物”,在清華掀起了3個月的“反復辟運動”,實際矛頭是指向周恩來總理。
      粉粹“四人幫”后,何東昌仍然在大興縣勞動。1977年4月底,劉達同志進校。當時在“兩個凡是”
      的禁錮下,市委派來的聯絡組宣布何東昌劉冰兩個案子不能翻。為了改變這個局面,劉達同志問當時的北京市委領導,何東昌同志受批判、被免職,市委領導知不知道,市委領導說 “不知道”。既然“不知道”,何東昌被免職就是非法的,那就不能算數,劉達同志當即在5月12日的全校大會上宣布恢復何東昌同志清華黨委副書記的職務。
      1977年8月4日,已經復職的何東昌接到教育部通知,小平同志請他到北京飯店參加“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招生制度要堅決改
    1977年 8月 4日~8日,鄧小平親自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按照鄧小平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分別在科學院系統和高等院校確定了33位與會代表,如北大校長周培源、南開校長楊石先、復旦校長蘇步青、光學專家王大珩等。
      這是鄧小平再次復出后抓科學和教育的一個大動作,也是一個暢所欲言的座談會。鄧小平在會前的一段真誠的講話,深情地感動了與會專家,啟發了大家的思路。大家的議題很快從揭批“四人幫”破壞科學教育的罪行轉到為振興科教獻計獻策上來。而提高教學質量、改革招生制度,成為其中的主要話題之一。
      “四人幫”把“文革”前招的工農出身的大學生稱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修正主義苗子”,1966年后就停止了全國統一高考,改為從工農兵中推薦大學生。
      “不少學員文化水平低”,8月5日的科教座談會上談到當時工農兵學員的文化素質時,何老舉了一個例子:“教學生‘半個加半個等于一個’,他們是懂的,可是1/2+1/2,他們就弄不清了,分母和分母加,分子和分子加,結果變成 1/2+1/2=2/4,又等于1/2了。要在這樣的基礎上達到大學的程度,是太困難了。”
      這時,小平插話:“你辦的是 ‘清華中學’、‘清華小學’。”
      “是不是下決心恢復高考?寧可晚一點開學,也不要再拖下去了。”這是8月6日的與會者之一、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的聲音,也是座談會的一道亮光。查全性說,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好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用不合格的原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原因之一是中小學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
      然而當時,教育部已于6月開完“文革”結束后的第一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由于思想未解放,仍然按“文革”時期的老辦法(群眾推薦工農兵)招生,方案正在上報中央,各地正按此會議精神準備當年的招生工作,工農兵學員已經推薦,9月份全國招生即將開始。
      鄧小平問坐在身邊的時任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了,當場決斷:“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
      1977年8月8日,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就在這一天,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這段話結束了籠罩在教育戰線上空長達 10年之久的烏云,整整一代人因此而命運改變:“把送中央的報告要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話音未落,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許多人熱淚盈眶。這是座談會開始以來第一次熱烈鼓掌。
      一個重大的決策就這樣確定了。1977年8月,具有歷史意義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的召開,成為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從此,中國教育界“一夜春風來,萬樹梨花開”。
      
    否定“兩個估計”
      對于恢復高考招生,座談會上沒有任何不同意見。不過在會后的招生工作會上爭論仍很激烈。恢復多少,都恢復還是只恢復一部分,都是有爭論的。何老回憶道:“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的‘兩個估計’是主席劃過圈圈的,招生問題在一些人看來是動不得的。”
      “兩個估計”對教育和知識分子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估計”就象一個巨大的精神枷鎖,壓得知識分子喘不過氣來。當時對這 “兩個估計”有些同志雖然心里不同意,但也不敢反對,也有些同志則心有余悸甚至心灰意冷。“教育難搞,搞不好還會挨批斗的。”何老說。
      回憶起這一天,何老有些激動:“小平同志實際上是把主席劃過圈的‘兩個估計’否了。”
      8月8日這一天,鄧小平說:“對全國教育戰線17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小平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7年如果是黑線主導,無法解釋我們建國后的成績。鄧小平的定性,令在場的知識分子有種翻身見青天的激動。“我當天就打電話給劉達,說‘兩個估計’小平同志給否了。”
      何老回憶說,會議的最后一天,小平請所有的與會者吃了一頓飯,照了一張集體照。他請與會的專家再留一天,要從國外進口一批教材,需要開個書單子。“文革”使我們與國際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可以看出,為了國家的現代化,小平同志心里是多么著急。”何老說。
    恢復招生 休養生息
    國家決定高考改革后,上級領導要求清華多招。劉達說,“清華不能一下子招太多,要休養生息”。何老回憶:“1977年~1978年,清華一年約招1000人,總共只招了約2000人,有的系是1977年招,有的是1978年招。清華的任務是迅速提高本科招生質量,當時穩定在每年2000人左右。”
      伴隨著招生改革,還有一系列緊迫的事。
      先是恢復教學組織,基礎課也恢復了。當時清華跨三地辦學,四川綿陽分校、河南三門峽水利系開門辦學、北京大興團河農場改造知識分子的基地,都收攏到一攤,無線電系、水利系重新回到北京本校。
      然 后 是 給 兩 個 隊伍———紅衛兵和工農兵補課。何老說,對于工農兵學員我們一定要做歷史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他們大都是勞動青年中的優秀分子。他們中也確有一批人刻苦學習,努力實踐,成為國家建設中的骨干。對于一些基礎薄弱的同學,學校也采取各種措施,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并合理安排他們的工作,以便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
      教師隊伍的業務水平也亟待提高。當時的教師隊伍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文革”前原有的教師,他們還都戴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犯走資派錯誤的干部”的帽子,有的則是“可教育子女”,業務也荒廢了。一部分是 1964年、1965年入學,1970年畢業后留校的有800多人,他們既不是工農兵,又不好算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叫“新工人”。他們大多只學了一年多或只學了8個月,就參加“文化大革命”了,因為“文革”前學習時間少,被認為受修正主義教育的毒害少,所以留校的多。但業務上需要補的課就多了。有的靠自己學,跟上時代的科學技術發展。再有一部分是工農兵學員畢業留校的,也有一些人又紅又專很不錯,但多數人業務基礎薄弱。教師隊伍的建設是個大問題。
      “文革”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一大批知名教授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數以千計的教師受到各種批判斗爭,遭到不公正待遇,亟需推倒他們頭上一切不實之詞,從政治上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1977年的清華,學校是一片劫后慘狀。何老說:“小平同志在座談會上問我學校儀器設備情況,我說約略計算,整個兒損失掉的有三分之一。有的設備經久不用又無人管理,麻雀都去做了窩,教師看到這種情況都落了淚。”
      可以說,經過“文化大革命”,學校是大傷元氣。劉達同志正是面對這種狀況提出要休養生息,因而招生規模必須控制,招生的文化水平必須優秀。
      1982年4月底,何東昌調任國家教育部部長。這一年,也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學生們畢業的一年。1977級清華校友是一群傳奇的人物,他們是柳暗花明的一代,他們與這個國家共歲月蹉跎,同山河錦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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