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如白駒過隙，一眨眼，父母就沒了，一眨眼，我們就老了！再一眨眼，老父親誕辰快到103周年了，也是老人家辭世的第十九個年頭了，思念之情年年揮之不去，曾經將這篇散文發在自己家兄弟姐妹的群里，有惆悵滄桑之感慨，也有觸發內心之感嘆！為了紀念已故的、永遠離開了我們的父親，于是決定再將這篇散文發到貴州作家網聊表寸心。
父親是個抗戰老兵，也是一位老黨員，盡管父輩們的世界我們無法身臨其境地理解，但是父輩對社會的客觀貢獻我們卻不能忘懷，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歷史長河里，曾經像父親那樣為之奮斗過的普通黨員太多太多。
父親離開后我們才發現，一個家，沒有父母就沒有中心，回想那些年，只要是父母壽誕，只要是過年過節，再忙，兄弟姐妹都會趕回家團聚。父母在，家就在！父母在，兄弟姐妹是親人，父母不在了，親人則悄悄變成了親戚！
然而，生活在繼續，生命在繼續！從父母離我們而去開始，我們自己就成為了各自家的中心，當這種變化成了客觀現實后，我們對自己父母的眷念依然久久不能釋懷，但是，我們能做的也只是每到清明節、春節才去上墳點香、掛清，再擺上一束鮮花，算是看望，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和牽掛。
公元1918年臘月二十三，父親出生于山東省的濟南近郊農村，我能夠記住的是，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行政地域劃分，那里屬山東省齊河縣大夫營公社邱家鋪大隊。
父親來到貴州的經歷可以溯源到上世紀的三十年代，那是日本侵略者的鐵蹄野蠻踐踏我們國家的危難時期，從東北到華北，日本侵略者分南北兩線陸續占領了北平、天津、武漢、上海、南京、廣州，祖國大片國土淪陷，戰爭的硝煙繼續向祖國的西南大后方蔓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當年的父親，作為一個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山東農民，雖然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在發生什么，但是，面對那一群張牙舞爪不知從什么地方過來出現在自己的家門口荷槍實彈、橫行霸道的日本強盜，父親也很看他們不順眼，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沒有更多的豪言壯語，心里就一個想法，用父親樸實的話來說就是：揍他！父親用實際行動表現出了不甘心做亡國奴義無反顧投身抗日的那代人的一腔激情。
在抗日戰爭處于轉折點的一九四二年，時年二十四歲的父親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山東縱隊，加入到后期抗日戰爭進程中，參加多次戰斗，面對面和日本鬼子拼過刺刀。
抗戰勝利后八路軍改編，父親所在部隊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此期間父親歷任班長、排長、連隊副指導員，除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戰斗外，還參加過奠定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淮海戰役，百萬雄獅渡長江戰役。
從抗日戰爭走過來的父親，身上留下了許多永遠抹不去的印記，記得幼年第一次和父親到澡堂洗澡，看到父親身上留下的多處傷疤我被驚呆了，這是流了多少血啊！
在我的記憶中，曾經見過父親的12枚各種軍功章和紀念章，記憶最清楚的是一枚形似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百萬雄師突破長江壯觀畫面的軍功章，那一年我出差到北京天安門去看紀念碑，這個相同的畫面給了我深深的震撼，由此我在紀念碑前停留了許久許久，這就是父輩的精神世界，遺憾的是，這些很珍貴的東西后來因為多次搬家全部失落了。
渡江戰役勝利后，父親被選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軍政干校第五分校學習。
1949年2月，冀魯豫區黨委從全區抽調黨政軍干部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外調區黨委架子，番號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南下支隊”。南下支隊先進入江西上饒贛東北地區接管當地政權。1949年7月，因全國解放的進程加快，南下贛東北的全體干勤人員按中央的指令又重新組成西進支隊，修整后于1949年9月25日從江西上饒出發西進貴州，參加建立貴州的地方政權和土地改革工作。這支部隊又叫南下-西進支隊，這部分人后來被稱為南下干部。父親當年所在的二野軍政干校五分校的全體學員1500人也在此時全部終止學習編入西進支隊向貴州進發。西進支隊還在進軍貴州途中新中國就宣布成立了。
西進支隊一共有九個大隊，按當時貴州省委的規劃，西進支隊的第一大隊負責接管貴州的貴陽地區，第二大隊負責接管遵義地區，第三大隊負責接管畢節地區，第四大隊負責接管鎮遠地區，第六大隊接管銅仁地區，第七大隊接管貴陽市，第八大隊接管安順地區，第九大隊接管獨山地區。
父親被編入第二大隊，到達遵義后，獨自帶著一個通訊員直接到當時的遵義縣楓香區匯同土改工作組參加當地的建政、土改和剿匪工作，在楓香，父親的腿部踝關節再次負傷，終身享受二等甲級傷殘軍人待遇。
在楓香剿匪期間還有一個插曲，一個名叫孔憲權（網上記載又稱為孔權）的跛腳泥瓦匠找到父親，自稱是當年負傷流落遵義的老紅軍，是解放貴州并擔任貴州省軍區司令員楊勇（開國大將）的戰友，過去是上下級關系，希望得到政府的確認，他還可以出來為黨做點工作。父親不了解此事，但是對這位抄著湖南口音的瓦匠所述還是很負責任地向上級做了匯報。楊勇司令很快回了封信，但是，信的抬頭稱孔憲權為“孔先生”，復信只是簡單的問候并沒有提其它，這封回信認可了這位孔憲權確實曾經是紅軍，當年還是個營級干部，在紅軍途經遵義時戰斗中腿部被槍彈打斷嚴重負傷。當年紅軍面臨的境況非常危急，不停在轉移，原則上是團級以上干部負傷隨軍轉移，團級以下干部負傷只能出錢委托給當地人照顧，孔憲權因此只能獨自悄悄留在遵義養傷，紅軍后來離開貴州北上抗日，孔先生傷好后繼續留在當地，不得已和組織脫離了聯系。
楊司令雖然了解孔的受傷過程，但對“孔先生”脫離組織十多年的真實情況并不了解，所以當時也沒有過多的意見。時隔不久，時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黃克誠（開國大將）知道后，以個人名義致信遵義市委組織部，大意是：請組織出面調查孔憲權在離開紅軍到解放建國這段時間是否有變節行為，如果沒有，建議歸隊妥善安排。
經過遵義市委組織部門認真負責的調查，“孔先生”當年受傷后一直在楓香一個姓周的大戶人家養傷，傷好后無處可去，客觀現實是，在信息閉塞的黔北，孔先生即便想歸隊到何處去找紅軍大部隊根本無法，只能暫時在楓香當地做瓦匠謀生。好在這個姓周的在當地被稱為“善人”，一直沒有公開孔先生的身份，好像周姓人家后來還幫他成了家。
至于網上有傳言說當地百姓知道孔先生是紅軍后，還將他穿過的破草鞋破衣服燒成灰來治病的傳言純屬編聊齋，要知道，當年貴州軍閥王家烈對紅軍下的可是“格殺勿論”的嚴令，那些年月，為自保人人都諱忌這個話題，生怕惹火燒身，哪還敢大張旗鼓地公開他紅軍的身份找他討要破草鞋破衣服哦！他紅軍的身份真要公開了，孤身一人的他恐怕很難活下來，所以，十多年來誰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才是實情。
遵義市委組織部經過多方了解，確認了“孔先生”的身份和這些年的經歷，遵義市行署動用了當年唯一的一輛美式吉普車從遵義開到楓香，專門召開群眾大會宣布，孔憲權出任楓香區土改工作隊長。一個當地人人都認識的普通外地跛腳瓦匠，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新政權的地方高官，此事當初成了楓香一個特大新聞。
遵義的土改、剿匪工作結束后，孔憲權回到遵義，后來“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成立，孔憲權成了最合適的第一任館長人選。
土改結束后國家進入建設階段，西進支隊番號撤銷，父親也正式轉業到貴州省遵義縣公安局，當時的遵義市、縣都在遵義新城區合并辦公，位置在中華路和延安路交界處附近。當時的縣公安局為連級編制，父親好像是第一任縣公安局指導員，后來一直擔任看守所長。
1961年遵義市、縣分家，我們全家隨父親來到南白鎮（注：今播州區）父親仍然擔任縣公安局看守所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發，1968年造反派們砸爛了包括公檢法在內的整個國家，父親和所有公檢法的老干部都被發配到婁山關腳下的布正壩農場改造。
時間到了1969年，父親和許多老干部一起從農場被“解放”出來后回家。但是，由于公檢法系統仍然癱瘓，父親和許多老干部一樣失去了工作機會，被迫調離到遵義縣印刷廠當廠長，父親上任之前提出申請：離家多年希望回一趟山東去探親。組織上批準了這個申請，于是，我第一次隨父親回到從來沒有見過的祖籍地，第一次領略了華東平原和貴州山區的不同，第一次看見了咆哮的黃河從眼前滾滾東去的壯觀；第一次聽到從未見過大山的家鄉小伙伴們好奇地問我爬山怎么個爬法，可不可以跑，會不會彎腰四腳著地，山上有些什么野獸等等；也第一次從長輩們口中得知了父親星星點點的往事，第一次了解了父親家族的字輩排列，上五輩為“茂、樹、玉、希、立”；下五輩為“克、兆、家、洪、文”；第一次知道父親屬“希”字輩，抗戰離家前叫“王希和”，參加革命通過掃盲學習后自己改成了現在的名字，第一次知道我們這一輩排下來在上五輩之末為“立”字輩，我們的下一輩是下五輩之首為“克”字輩。
這次我在山東呆了大約一個月時間，感覺最深的是山東的麥子磨成的面粉比貴州的好，做的饅頭比貴州面粉做的饅頭好吃，但是山東卻不產大米；山東的西瓜特甜，而那些年月的我在貴州還沒有見過本地有種西瓜的；我專門到了黃河邊，路上還和小伙伴們揚言要下河洗澡，但是，真正到了河邊，看著河岸的沙土在那洶涌的渾濁沖刷下不停地坍塌，我終于明白了小伙伴們為什么反復告誡我黃河是不能下去洗澡的。
黃河邊的沙灘上，我第一次看見一個個巨大的幾乎和貴州打谷子的拌斗一樣大的圓形凹坑，小伙伴們說，那些是烏龜爬過的地方，這些大型的烏龜是從海里上溯過來的，因為它們要找地方產卵；我也第一次看見黃河中來來往往的輪船是那么龐大，有木船，有冒著黑煙的鐵殼船。
山東的天氣和貴州不一樣，貴州只要一下雨就陰雨綿綿好多天，而在山東，大雨說來就來，一場暴雨過后太陽接著就出來了，而從天上降落地面的雨水再多，只需短短的幾分鐘時間便滲入到地面的沙土下無影無蹤，此時穿布鞋走出去也不會濕腳，那雨過天晴清爽的空氣里充盈著青草的特有的芳香，一望無邊的平原甚至可以看到遠在兩百公里之外的泰山輪廓，只是，離開地頭卻不能打赤腳，路邊那多得不能再多的不知名的野草上掛滿的刺球會讓你的腳寸步難行。
1975年文革后期，恢復公檢法系統，父親重新歸隊，擔任縣公安局政工科長，負責遵義縣政法系統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清查工作，參與糾正了很多政法系統老干部的平反甄別。
幾十年來父親的職務幾乎沒什么變動，一直就是科局級，屬于典型的老資格低級別干部。但是，中國農民那種忠厚樸實、對份內工作足踏實地，對職位高低毫不計較的本質在父親身上得到充分體現，父親對黨和國家的那份忠誠日月可鑒，對文革期間的亂象父親雖然不理解但從未“站錯隊”，文革動亂父親即便被發配農場改造盡管有時也發發牢騷，但從不支持并且明確表示反對那些出格的造反行為。
1988年，也就是父親復出后的第十三年，父親離休，作為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干”，一直是科局級的父親離休待遇定為正縣級，享受終身免費醫療保障。
1992年，濟南國際機場竣工投入使用，父親祖輩生活過的那塊鄉土氣息濃厚的所有農家小院消失在了機場的現代化建筑中，那片每年夏天高梁玉米形成的無邊無際、給人無數遐想的“青紗帳”，也被寬闊平坦的現代化國際機場跑道代替，家鄉親人全部異地安置，原地已無親可尋，我們這一輩人算是和父親的家鄉和我們祖籍真正天各一方了。
公元2003年國慶前夕，父親因病在遵義四一七醫院搶救無效辭世，享年86歲（差3個月加24天）。
父親離世對我們沒有留下什么“遺產”！也許，父親壓根就不清楚什么是“遺產”，他們那一代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祖國，哪會有什么遺產哦，在清理父親的遺物中，我看見了一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頒發的一級英模勛章，這是對父親后半生從事公安工作劃的一個完整句號。
征得兄弟姐妹們的同意，我小心地珍藏起來，父親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事業，數十年南征北戰，拋家別土遠赴貴州，最后骨灰也永遠留在了黔北遵義，在我們的心底，無法魂歸故里的父親是平凡中透著偉大的那一代人！
今年父親誕辰百年有加，思念之情永遠！
最后，為父親寫下一幅挽聯；
上聯是：
八十六載征戰動亂從贛東 西進貴州歲月崢嶸
下聯是：
一個世紀風雨兼程自齊魯 南下遵義魂留他鄉
很想將這幅挽聯鐫刻在父親的墓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