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都把青年看作民族的希望、祖國的未來，是黨和人民事業發展中朝氣蓬勃的推動力量。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各個時期的五四紀念日、青年節的講話中，黨的領袖和國家領導人都始終高度重視青年，指引著青年的出路。
　　1919年五四運動因外交而牽涉到內政，再涉及到一切社會問題，成為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界線。從1919年開始直到當下，五四的精神被增加、擴容，在每個時代都有新的時代精神被賦予、被希冀，在每個時代都指引著青年的走向，成為青年出路的引領者。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及知識分子在五四發生后即追索五四的精神是什么，陳獨秀認為必然是愛國救國。因歷史所賦予的使命，五四運動不同于之前的愛國主義的運動而表現出“特有的精神”：“直接行動”和“犧牲的精神”（陳獨秀：《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么？》，《陳獨秀文章選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18頁）。青年尋求愛國的途徑也由五四變化為青年救國的自覺、自發以及直接參與和行動。同時，學生愛國的直接行動也為李大釗等其他青年領袖所共識，更賦予其新意：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黨的領袖通過講話引領著五四后已經覺悟的青年，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列強、軍閥強權政治的斗爭。陳獨秀認識到青年的愛國救國是需要指引的，1923年他對青年疾呼一定不要回避革命，要走革命的道路（陳獨秀：《外交問題與學生運動》，《向導周報》第23期，1923年5月2日）。而李大釗期望青年應做的事已更多：“組織民眾”“對現政局立于彈劾的地位”（《昨日之五四紀念大會》，《晨報》1923年5月5日）。毛澤東則呼吁青年要“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到工農民眾中去”（毛澤東：《五四運動》，《解放》第70期，1939年5月1日）。在黨的領袖看來，“五四運動之精神仍有發揮之必要”，一定要發揮五四的時代精神，指引青年進行社會運動。
　　5月4日成為五四紀念日，更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引青年、警醒青年的節日，因此也逐漸建立起以五四紀念日為主體的“紅色五月”。1923年李大釗稱五四是“學生加入政治運動之紀念日，也是學生整頓風紀之紀念日”（《昨日之五四紀念大會》，《晨報》1923年5月5日），1924年將五四紀念日認定為中國全國學生“膺懲中國賣國賊的紀念日”“對于帝國主義行總攻擊的紀念日”，更上升為“被壓迫的民眾，向壓迫的國家抗爭自由的紀念日”，指引青年“誓要恢復國家主權、洗清民族的恥辱”（李大釗：《這一周》，《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第24期，1924年5月1日）。1924年瞿秋白指出五四運動從青年運動到群眾運動，特別是從青年運動到勞動運動，在斗爭的目標上也超越了民族主義而到社會主義，開啟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新潮（瞿秋白：《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五七———五四———五一》，黃美真等編：《上海大學史料》，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86頁）。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看來，五四是中國民眾第一次自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紀念日，領導運動的是青年學生，而組織領導青年的則是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整個1920年代的黨對青年前途的指引，在五四紀念的講話中逐漸歸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
　　在中國共產黨力主發掘五四運動的青年價值的同時，每個時代都賦予五四新的文化和革命意義。
　　整個1930年代，特別是在日本侵華的大形勢下，黨根據抗戰形勢而提出新的青年的時代使命，逐漸歸理出青年的出路在于全面地反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青年要在抗戰中充實、強健起來，擔負起救國、建國的責任。在節慶等符號的構建上，黨在各根據地逐漸建立起五四青年節，廣泛宣傳五四運動的救國精神，從而更加凝聚起青年救國力量。1939年毛澤東講述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即將要轉到勝利方面，最終要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因此，青年應該起到先鋒、帶頭作用，要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毛澤東：《在延安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演講》，《中國青年》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1日）。周恩來勉勵青年“貫澈抗戰到底，勉為文化先鋒”（《新華日報》1938年5月4日）。
　　1940年代的抗戰中，在朱德、葉劍英等人五四中國青年節、國際青年節的講話中頻頻號召全國青年繼續發揚五四精神，團結起來參加抗戰。葉劍英指出青年的出路“在戰斗中顯現出來”（葉劍英：《寫給抗戰中的青年》，《新華日報》1940年10月12日）。朱德號召青年擔負抗戰責任（朱德：《中國青年當前的任務》，《中國青年》第3卷第1期，1940年11月5日）。毛澤東為紀念國際青年節，題詞“目前中國青年的任務就是打勝日本帝國主義”（《新華日報》1941年9月 7日）。董必武則稱“打倒法西斯主義，撲滅東方的法西斯是中國青年首要的歷史使命”（董必武：《紀念國際青年節》，《新華日報》1941年9月7日）。在抗戰的艱苦斗爭環境中，領袖的號召無疑指明了迷茫青年的救國之途。4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斗爭中，民主運動成為時代性主題，具體落實到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反動勢力斗爭上。
　　1949年在走向新中國之際，青年走向光明，也象征著新生中國的希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統一、富強、繁榮的民主主義新中國到社會主義新中國。毛澤東號召青年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勉勵青年要“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毛澤東：《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頁）。改革開放之初，華國鋒等人希望青年站在時代前列，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光榮革命傳統，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華國鋒：《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5月4日）。1984年習仲勛號召青年奮起改革，以大無畏的創造精神獻身于宏偉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走改革之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青年們應該堅持的正確方向（習仲勛：《發揚“五四”光榮傳統，做最富有創造精神的新一代》，《人民日報》1984年5月 4日）。1986年他又寄青年以希望：積極參加改革、出色做好本職工作、踴躍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自覺同工農相結合（習仲勛：《對青年的幾點希望》，《人民日報》1986年5月4日）。對于青年的重視上，鄧小平勉勵青年一代要爭當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江澤民勉勵青年繼續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傳統，擔負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使命，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擺在首位，為祖國的獨立和富強，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貢獻畢生精力（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人民日報》1990年5月3日）。1993年胡錦濤的講話中，提出廣大青年一定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勇敢地肩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同全國人民一道，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胡錦濤：《肩負起歷史的重任》，《人民日報》1993年5月4日）。胡錦濤、溫家寶等領導人在講話中勉勵青年承擔起各行各業的突擊隊作用，發揮聰明才智、盡情展現人生價值，為國家各項事業的建設服務。
　　新時期，國家領導人也十分注重青年出路的指引。2013年習近平指出青年在近代始終與振興中華的歷史進程緊密相聯，歷史與現實證明，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時代主題”（習近平：《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5月5日）。新時期，國家領導人對青年的號召，無論從青年個體的生命歷程，還是國家的整體命運，都能體現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之延續，這依然是今天我們應該堅守和踐行的核心價值，指引著青年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把握人生的際遇與機緣，弘揚五四精神，擔當起黨和人民所賦予的歷史重任，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
　　各個時代領袖、領導人的講話，體現出五四的青年出路無外乎救國、建國，以青年使命之擔當實現民族復興的國家命運。黨的領袖和國家領導人的五四青年工作講話可以是公開的演講，也表現為在公共媒介上發表的文字，更有以文件的形式對青年進行勸勉、啟誘，也有題詞、口號等簡短而有力的直接號召，這些都可以視之為五四講話的范圍，在每個時代都具有對青年出路的探索和指引的價值和意義。編輯者從輿論報刊、領袖文集選集、黨的文獻等中，整理出黨的領袖和國家領導人的部分五四講話，編輯成冊，按照時間順序排比，使閱讀者能夠從時序中梳理五四講話中黨的領袖所賦予的五四運動的時代精神的原始、發展、提煉的過程性。這一編年文本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百年記憶史的一個獨特視角，不但對百年“五四學”有了一個基本端詳，也對以青年為主體、以青春為主題、以勵志為鵠的的時代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重讀這些“講話”，對激發當下青年的愛國主義情懷、入世創業也極具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