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劉青然老師和孫炳日老師從日本回來，還帶回來一份遺囑公證書的復印件，這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北京語言大學名譽教授長谷川良一老先生的一份心愿：百年之后，將自己所有遺產捐贈給北語。2017年3月，長谷川先生在日本東京逝世，享年92歲。2018年5月25日，北語教育基金會代表學校接收了這筆捐款，折合人民幣1437萬元。老人終身未婚，一生勤儉，他把他一輩子的積蓄，連同他對中國的一份深沉綿長的愛交付給了他曾經工作過、生活過并給了他許多溫暖和美好回憶的北語。
一部詞典 40年情緣
長谷川先生與北語的情緣始于1976年。當時北語接到了國家交給的任務：編寫針對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漢外詞典，王還教授帶領漢語編輯部的人編寫漢語稿，外語系和出國人員培訓部、各教研室安排編譯工作，學校還聘請了一些外國專家。1976年4月，在國家外文局《人民中國》日文版編輯部工作的長谷川先生作為外國專家被調入北語編寫漢日詞典，當時和他接觸比較多，并結下終生友誼的就是日語教研室的劉青然和孫炳日兩位老師。
　　據劉青然老師介紹，長谷川先生1926年8月2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一個平民家庭，自幼喜歡中日歷史和中國文化，高中未畢業就考入了當時日本設在我國上海的一所學校———上海東亞同文書院。1945年日本戰敗，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被勒令關閉，在華人員遣返日本，長谷川先生也離開了中國，但是根植在內心熱愛中國文化的種子一直在生根發芽。回國后，他便考入了京都大學文學部學習中國語言文學，畢業后開始幾年，他在京都幾所大學教中文。后來去了東京，進入早稻田大學當起了漢語教員，由講師、助教授、教授，一直工作到70歲退休。退休后，還應聘到著名的東京日中學院教了幾年書。他很重視漢語基礎教學，特別是語音教學，他鉆研特別深，有他自己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在日本的漢語教學界很有名。
　　劉青然老師至今還記得當年和長谷川先生一起編譯詞典的情景：“我們每天坐在一起，對其他日語教師譯出的初稿進行討論，同時根據日語的特點對漢語原稿做一些增刪和修改。這一工作持續了一年半有余。除了工作，我還負責長谷川先生的生活照顧和聯系工作。他熱愛中國文化，天天堅持打太極拳，穿一身和我們一樣的深藍色滌綸中山服。節假日休息，我陪他去逛逛琉璃廠、國子監等地，偶爾還請他到我家聊天、吃頓便飯。我愛人擅長做江浙菜肴，如燒麥、餛飩、紅燒肉，還有北方菜燒茄子，他都非常喜歡吃。有時還主動念叨想吃燒麥、燒茄子，我愛人都盡量滿足他的愿望，精心給他做。那時，由于經濟條件有限，沒有上過館子。寒暑假，學校組織外國專家去外地旅游，也都是我陪同的。”
　　一年半的工作很快結束，長谷川先生與北語的師生都結下了很深的友誼。回日本后他依舊和劉青然老師保持通信來往，“我們約定，他來信要用中文書寫，我去信用日文，如發現對方信中的錯誤要互相指出并改正，多年一直堅持。之后，我幾次出派去日本工作，到過他所在的大學和他在東京的家，受到他熱情親切的接待。我們雙方有科研作品都給對方看看，還要提出修改補充意見。”
　　作為中日友誼結晶的《簡明漢日詞典》初版1985年1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后來重印了8次。日本東方書店出版社向商務出版社買了版權，1986年4月在東京出版，也重印了多次。這本詞典傾注著長谷川先生畢生的心血，晚年他入住養老院，簡單的幾件隨身行李中，就有一本《簡明漢日詞典》。老人88歲米壽生日那一天，收到了來自北語老朋友們的祝福和在日本的北語人的禮物，老先生將珍藏的這一本《簡明漢日詞典》題了辭送給了前來給自己過生日的北語親人。
一個團隊 接力溫暖
2012年，長谷川先生在給劉青然老師的一封信中提到想回中國、回北語看看，看看老朋友們和中國的新面貌，劉青然老師立即邀請他回家來看看。30多年過去了，長谷川先生第一次回北語，那次回北語，長谷川先生受聘為北京語言大學名譽教授。也是在那一次，老先生萌生了將自己的遺產捐獻給北語的想法。劉青然老師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和老孫（孫炳日老師）輪流陪同他舊地重游。第三天上午我陪他逛護國寺大街的梅蘭芳故居并吃了一頓北京小吃。他吃得很高興，飯桌上他讓我下午陪他去一趟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想把自己的遺產捐獻給那里。我對此絲毫沒有思想準備，但立即突發奇想說：‘你捐獻給咱們學校行嗎？’他領會‘咱們’這個詞的含義，是把他當自己人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好啊！那就不去那兒了。’我們回到了學校，他上樓休息了。”劉老師將這件事匯報給學校領導，這樣捐獻這件事就初步定了。在老先生心中，北語已經成為他在中國的家，這里有他最信任的親人。
　　2013年初夏，長谷川先生又在給劉青然老師的信中說想再來一次北京。學校立即表示熱烈歡迎，還派當時的學校辦公室主任黃益方和孫炳日老師一起去機場迎接，但久等未能接到他。后來才知道，先生因急重病無法登機來北京了。
　　學校迅速派當時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林艷老師去探查緣由。林艷老師多次撥打長谷川先生家里的電話，一直沒有人接，她和在東京訪學的好朋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趙剛商量后，給日本警局報了警，警察到達老先生寓所打開房門時，老先生躺在地板上，不知已經昏迷了多久。大家趕緊把老先生送到醫院，老先生身體狀況平穩一些，林艷和趙剛才放心離開。
　　林艷和趙剛再去探望老先生時，老先生已經恢復得紅光滿面、聲音洪亮，“原來是北語的親人救了我。”他興致勃勃地回憶起在北語工作時的美好時光，“在北語我度過了幸福時光，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記憶最值得珍存的日子。”老先生聽力不佳需要依靠助聽器和別人交流，林艷看到老先生的助聽器有些不好用便去電器店給他買了一只新的，老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溫暖，感動不已，希望大家能多去探望他。老先生長期一人住院，每次都要和林艷聊好久，林艷老師說：“老先生漢語非常棒，普通話一流，有時還會說幾句標準的上海話。說起北語的老朋友們，老先生如數家珍。”老先生終生未婚，在東京也沒有親人，住院三個月后老先生變賣住所進入東京養老院居住。
　　2013年北語教育基金會成立，了解到老先生的情況之后，組織了我校老師和志愿者組成的團隊定期輪流去養老院看望老先生，接力照顧和關心著這位遠在日本的北語親人。這支由北語師生組成的志愿團隊就這樣一直交替運行著，包括出差去日本的校領導、中日交換生、訪學教師等等，探望、陪伴老先生都成為他們日本之行中最為溫暖的經歷。正如接替林艷老師去日本任教的聞亭老師所說，最初這是學校布置的一項任務，也是一種使命，后來變成了一種難以割舍的親情。
　　2017年3月，老先生安詳地離開人世。經過一系列復雜的程序，北語收到了老先生贈與北語的1437萬人民幣。按照先生遺愿，這筆捐款將用來助力學校教育事業發展，培養更多的青年學子，為中日友好做出貢獻。
　　兩國友好體現在政府層面的交往，更存在于民間交往，長谷川老先生和北語的這段故事，就是中日人民友好往來的生動見證。在被人們譽為“小聯合國”的北語校園里，生活著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和老師，大家一起學習、工作、生活，有些外教來到這里便安家了，有些留學生在這里學習后留了下來，更多的人從這里走出去，把北語的包容和友愛帶回到世界各地。友誼之花處處開放，這便是北語精神“德行言語，敦睦天下”的真正涵義。 (本報記者 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