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4版）
N CI有別于大學的另一鮮明特色在于其為政府機構。政府機構即便在美國，也不免在有些事務上手續過于繁瑣，特別是2013年秋季我曾親身經歷美國聯邦政府因預算糾纏不定而被迫關門一個多月的窘境，也算是出國期間的一大趣事。當時雖不能工作，薪水仍照發不誤，也算是薅了一把資本主義的羊毛。身處政府機構，N CI的資深研究員已經是終身制的政府雇員，與普通大學教授相比，福利也更加可觀，因此更多了幾分淡定和優雅，更多紳士和淑女的做派。我時常被他們教導要“pl a y ha r d”。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馬里蘭州是美國地理位置最優越、最為富庶的州之一，也是美國的高科技之鄉，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 I H）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等的所在地。作為北美早期13個殖民地之一，州內歷史人文景觀遍布，而大華盛頓地區四通八達的交通網也使得我們經常有機會參觀美國首都的博物館和眾多人文景觀，眼界也更為開闊。
幸福一家人
2013年中，我已有累計超過三十篇的SCI論文。按照美國生物醫學界對進入教授系列 的基本要求，我認為自己可以更進一步了。最初開始準備時，還一度有些患得患失。據有關報道，美國本土生物醫學領域博士畢業生從畢業到取得正式教職一般需要四年以上。由于近年來美國經濟不景氣，f a cul t y位置大量緊縮，找到正式教職成了很多人遙不可及的夢想。此前多 次聽人說過，美國學術圈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是，西方教育體系之外的 所謂“土鱉”博士，在美國一般不能做到正式教職，這里面有語言和社交網絡欠佳的劣勢，還透露出美國對西方之外教育體系的偏見。然而，我還是篤定地暗下決心，期待能夠充分證明下自己。在2013年底，在赴美還不足三年半的時候，我成功拿到了美國常青藤大學布朗大學的正式教職，走向教授序列，于2014年4月起擔任布朗大學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雙聘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而與我先后出國的幾位優秀同仁，也陸續在愛荷華大學等地拿到正式教職。由此可見，事在人為，我國本土的博士培養水平正在齊頭猛進，逐步被西方教育體系所認可，這是中國研究生教育的一大成績。
　　布 朗 大 學 所 在 的 羅 德 島 州Pr ovi dence同屬大波士頓地區。在我再度舉家搬遷，回到美國東北部之際，全然不似2010年8月初來波士頓時的不安與惶恐，內心已然滿是
從容。一般認為，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是美國常青藤大學的第一梯隊，而包括布朗大學在內的其他五所大學則屬藤校的第二梯隊，均是莘莘學子心目中的名校，每年入學競爭異常激烈。從事正式教職后，我開始接手很多以往未曾承擔過的工作，作為PI自主承擔課題和培養學生等等。為醫學院學生講授課程，讓我真正體驗了教學相長的樂趣。有一門針對醫學院一年級的流行病學專業課程結束后，班上的兩名學生(Ka t her i ne Fi t ch和Ana bel l e Guo)因此對我的課題產生極大興趣，我最終成為他們的科研帶教老師。我開始培養研究生和帶教本科生，已經畢業的研究生學生去向包括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大 學 醫 學 院 工 作（Aa r on Dr ucker）、達特茅斯學院（常青藤大學，H a o Geng）繼續攻讀博士等。我還接收了中國政府公派海外聯合培養的學生，其中山東大學的李素云博士來到布朗大學后，在我的指導下先后在美國流行病學雜志等SCI期刊發表5篇論文，影響因子超過30分，目前她已在青島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任教。
　　來到布朗大學后，我們的生活日趨穩定。美國大學教授雖不屬高薪職業，但是也算穩定中產，社會認可度較高。按照慣常的邏輯，可以真正安心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然而，內心那個從未平息過的聲音此刻一直在呼喚，在追問：我的根在哪里？我該為誰效力？記得剛去哈佛不足一年時，與幾位華人教授交流，我就曾經感慨追問，我們在美國做課題發文章，究竟在為誰做貢獻？說大了，科學是沒有國界的，我們的研究服務于全人類；然而落實到具體的專業，自從選擇進入流行病學學科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經被“流行病學關注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的理念徹底洗腦，我真心希望關注中國人自己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在海外華人圈里，歸與不歸是個永恒的話題。之所以成為話題，正是因為“愈出國，愈愛國”。中華文化講究“忠”和“孝”，忠于國家，孝敬父母長輩，這是海外華人一致守護的傳統，只有回國我們才能忠孝兩全。“不歸”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拋開物質差距的逐漸縮小，中美兩國在人才工作環境和管理體系上還有巨大的差距，美國大學和科研機構內部平等友好的氛圍令青年人普遍感覺更受尊重。很多人雖然在國外已經做出了相當出色的成績，仍然擔心回國后面臨新一撥的文化沖擊，在按資排輩的老體制下難以翻身，從而對歸國望而卻步。
令人欣喜的是，我國政府近年來陸續推出了一系列人才計劃，令學者們更有奮斗的動力，尤其是年輕人有了迅速提升自己的機會。面向海外華人學生學者的中組部千人計劃備受追捧，其中的青年項目競爭更是異常激烈。2015年6月，我開始著手申請中組部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當時自己的想法是，如若申請成功，表明國家賦予我奉獻于中國衛生事業的機會，就一定回國發展。彼時我的文章積累
已經不少，也有藤校正式教職加持，但流行病學學科本質上與純基礎醫學學科差別較大，尤其在國內基金項目普遍重視自然科學類的大背景下，流行病學專業學者進行申請并不容易。2015年11月，我非常興奮地收到了郵件通知，正式通過函評，進入答辯。答辯后很快北大就給了消息，圓滿通過，最終我獲評為千人計劃青年項目中的優先支 持類，歸國后將獲得300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另兩類分別為200萬和100萬經費）。青年千人計劃的申請過程雖然還是比國外的項目申請要繁瑣，但與國內其它項目申請相比，極大的精煉了部分環節，而且中間還有個補充材料的機會，答辯也選在了美國人普遍休假的感恩節假期，令申請人的時間更好協調。后來聽人說國內的很多評比都需要打招呼云云，但在青年千人計劃的申請乃至答辯過程中，我從來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活動，答辯時的委員也無一 認識，最終仍有幸獲評優先支持類，令我感到欣慰。我認為這一人才計劃是公平公正的，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海外人才工作的重視和支持。
　　在獲評青年千人計劃的前后幾個月，我在美國先后中了三個基金項目，在好山好水的美國生活似乎也更加舒適，兒子明顯更喜歡國外幼兒園寬松的氛圍。如果單純考慮小日子，2015年底青年千人答辯前后親眼目睹的北京及周邊遮天蔽日的空氣污染無疑是極大的負向 因素，但凡事都要考慮長遠。近年來，除經濟建設外，國內普遍人文環境以及管理層的服務意識也大為改觀。從各方面考慮，中國正處于歷史上最為蓬勃發展的時代，一切都在向好。最關鍵的是，中國是我 的根。我的祖國雖還有種種不足，但此心安處，便是吾鄉，祖國便是那唯一讓我找到歸屬感、令我心安的地方。
兒 子 從Br i ght H or i zons at R I Hpr e-ki nder ga r t en班畢業時與 兩位主管老師M i s s .Br ook和M i s s .Ci ndy合影
2017年7月份，我回到了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工作。經由千人計劃綠色通道，全家人的戶口等手續在幾天內順利辦好，夫人在院長季加孚和黨委書記朱軍等領導的親切關懷下進入體制內工作，兒子也經由北大醫學部人事處戴清處長的幫助順
利拿到北大附小的錄取通知書，小朋友見識過國內一些嚴苛的教學環境，所以很喜歡北大附小寬松開放的教學風格，這為我解除了后顧之憂。北大腫瘤醫院黨委副書記、人力資源處隗鐵夫主動按照北京大學的文件精神為我申請調整了待遇。潘凱楓副院長等流行病學室所有職工和學生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先是潘老師主動把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各一人讓我來指導，緊接著年底我的博士生導師資格也得以認定，在沈琳副院長的關心下順利拿到機動名額，招收了兩個博士和一個碩士，工作逐漸有序展開。詹啟敏校長、郭軍副院長、鄧大君教授、壽成超教授、張志謙教授等等資深專家都在不同場合對我未來的工作提出建議。在院長季加孚和黨委書記朱軍支持下，我通過差額競選，于2018年1月成功當選中國抗癌協會青年理事會副理事長，并在2018年6月入選北京市“海聚工程”全職工作類，獲得“北京市特聘專家”榮譽稱號。
、兒子北大附小班級合影，沐浴在新時代陽光下的兒童，生活格外開心快樂，童真童趣全都寫在臉上。左三為兒子。
當前我國正處于不斷推進科技創新建設，從而最終在全球范圍內成為原始創新引領者、實現中國夢的關鍵時期。坦白講，《厲害了，我的國》描繪的所謂“現代四大發明”固然精彩，但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與西方國家實力間的差距。我國雖具有技術傳統，但長期缺乏科學武裝，現有技術多數處于產業鏈低端和中低端，核心瓶頸技術并不在自己的掌握中，近期中興事件的教訓就是慘痛而深刻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于2018年5月在北京大學考察時強調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須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生物醫藥健康領域是加強全國科技創新建設的重點基礎前沿領域。我所從事的腫瘤流行病學和分子流行病學從人群角度出發，是最接近精準醫學時代要求的專業領域。整合人群環境、宿主和遺傳因素的“暴露組學”研究將邁出腫瘤精準預防和控制的關鍵步伐，為強化腫瘤醫學領域原始創新能力，服務健康中國戰略做出貢獻。作為青年醫學科技工作者，時代交予的責任重大，是巨大挑戰，但更是無限機遇。時不我待，機遇總是青睞有準備的頭腦。
中國抗癌協會青年理事會成立大會，樊代明院士兼任理事長，九人當選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