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9日，喬冠華與妻子章含之最后的合影，距喬冠華逝世僅34天


　　喬冠華（1913-1983），江蘇鹽城人，中國的前外交部長（1974-1976）。喬冠華天資過人，16歲考上清華大學，成為大學同屆中最年幼的學生。20歲東渡日本，1935年回國。當年暑假，清華大學與德國學術交換處（DAAD）簽訂了一個關于雙方互派留學生的協議，在金岳霖的極力舉薦下，加上當時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的支持，喬冠華幸運地取得了留學德國的機會。
　　當時同喬冠華一起被錄取的，還有西洋文學系主修德語的季羨林，一行共6人。1935年8月31日，他們來到現在的前門火車站，從這里，一路向北，途經哈爾濱，經蘇聯西伯利亞大鐵路，到達柏林。清華的老同學趙九章等早早就在車站等候，并為他們辦理了一切入關的手續。
　　初到柏林時，他們在夏洛騰堡區的魏瑪大街找到了一間房子，房東叫羅斯瑙（Rosenau），是個猶太人。安頓好了住處，在德國遠東協會的幫助下，他們找到了柏林大學外國學院的院長，經口試，喬冠華和季羨林一同進入了柏林大學外國留學生班的最高班，他倆便成了柏林大學的學生。據季羨林的回憶，這段期間，他們“天天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我們共同上課、吃飯、訪友、游玩婉湖（Wansee）和動物園。我們都是書呆子，念念不忘逛舊書店。”季羨林回憶道。
　　學了三個月的德文后，喬冠華來到了德國南部萊茵河畔的圖賓根市，選擇了黑格爾的母校———圖賓根大學。這是喬冠華的心愿。因為還在清華的時候，他就經常“腋下夾一冊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圖賓根市氣候溫和，森林茂密，景色迷人。圖賓根大學在世界哲學界聲名卓著，有濃厚的學術氛圍。來到了圖賓根，喬冠華很快就融入了莘莘學子的求學行列。
　　喬冠華的導師非常敬業，他以扎實嚴謹的治學態度，熱誠教誨來自異國的喬冠華，喬冠華從中受益匪淺。他在與德國人交往中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認真、守時、秩序、效率。為了能更仔細地聽懂德語，閱讀德語著作，喬冠華每天早晨起來在校園僻靜處，或夾著紙條背誦單詞，或照著書本大聲朗讀，有時也在其他同學監督下，大段背誦書本上的有關段落，樂此不疲。圖賓根大學藏書豐富，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各種版本，應有盡有。喬冠華除了繼續研究黑格爾、馬克思主義之外，還特別注重研究實事。由于當時國內戰亂不斷，他利用課外的一切時間鉆研軍事科學，特別研讀了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三卷本《戰爭論》。
　　留德期間，喬冠華并沒有僅僅限于中國人的交際圈，更多地是與外國學生打交道，“因為那地方有西班牙人、非洲人、法國人，雖然是個小城市的大學，可是外國學生不少。”一名學醫學的德國同學肖特倫，因為喜歡中國文學，與喬冠華成了好朋友。肖特倫幫助喬冠華學習德語，喬冠華則教他學中文，兩人成了異國至交。1971年，喬冠華首次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合國代表大會時，他在紐約收到了肖特倫遺孀寄來的信函，里面還有他跟肖特倫在學生時代一起去野餐的照片。
　　1936年，國內時局越來越緊張。喬冠華經常前往柏林，參加中國留學生的各種抗戰活動。此時的柏林，已經成了中國留學生的集中地，逐步形成了中國留學生的抗日團體。1936年12月，國內“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柏林，喬冠華等留德學生奔走相告，在留德學生會的組織下，他們創辦了名為《抗戰時報》的油印刊物，日出一期，每期十幾張，及時向留學生們傳遞國內抗戰的消息。
　　時局日艱，喬冠華一心想著回國參加抗戰，無心再埋首于圖書館。1937年，他寫就博士論文，順利地獲得了圖賓根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德國哲學博大精深，晦澀艱深，能取得德國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在當時可說是鳳毛麟角，而此時的喬冠華年僅24歲。
　　1937年底，喬冠華由柏林來到法國巴黎，第二年春，由巴黎回國，結束了他的留學生涯。（楊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