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正值“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前夜，梅汝和降生于江蘇江陰縣城內。他的前半生歷經戰火紛飛的年代，他的后半生則經歷了國內社會經濟格局的動蕩與變革，但無論面臨何種外部的動亂與壓力，他內心真摯的愛國信仰以及對于學問的堅持都不曾動搖。
　　從戰爭年代的愛國青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首批“海歸”，從政府部門到高等院校，他畢生致力于學術研究和國家經濟建設，積極引進西方現代市場學，成為中國市場營銷學的奠基人之一。而他無私奉獻、不爭名利、正直謙和的為人以“不言之教”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
　　他不僅受到國內眾師生深深的愛戴與敬重，還在上世紀90年代被美國傳記協會列入“世界500位有重大影響的杰出人物”。值此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讓我們再次走近這位平凡普通而又受人尊崇的學者、師者和長者。求學時的家國情懷1937年，抗日救亡的熱潮席卷中國大地，當時尚在上海中學高中商科就讀的梅汝和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負有復興民族之神圣使命———抗戰勝利了我們的責任是建設，失敗了是復國。”在這本早已泛黃的日記本中，滿載著戰時的記錄、抗日救國的報刊時評和他以滿腔愛國熱情書寫而成的文字。
　　同年，他和幾位向往和追求光明的熱血青年學生以學習英語為掩護，自己籌集經費，籌辦了一份中英文對照的進步刊物《譯叢周刊》。刊物出版的80期內譯載了《毛澤東論戰略》，陸續翻譯刊登美國記者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稱《西行漫記》）等進步思想的作品。解放后這段史實被載入全國學生運動史。
　　1942年，梅汝和從上海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畢業，先是在銀行從事會計工作，隨后進入上海圣約翰大學工商管理研究班進修。1947年底，當他了解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教學水準在世界堪稱一流，便遠渡重洋，赴美深造。留美期間，他與一些學生發起了以基督教為掩護的進步組織，并成為學生會的積極分子。1949年春，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梅汝和懷著建設新中國的熱情，從大洋彼岸的舊金山登船，返回祖國。忘我投身國家建設一如19歲的梅汝和在日記中所言：“抗戰勝利了，我們的責任是建設”。
　　戰后的上海，百廢待興，亟需各類專業人才去參與接收和管理。此時在新中國法商學院任教的梅汝和，由經濟學家許滌新推薦，到上海市軍管會公用事業處任會計室主任，參與接管舊上海留下的電力、郵電、煤氣、自來水、交通等部門的財務工作。這些要害部門關系到國計民生，是整個城市的命脈，原先均由英、美、法商管理控制。要接管這些部門，就得同這些外國商人打交道，接管人員既要能操外語，又要懂得商務。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梅汝和，恰恰具備了這些條件。
　　在上海剛解放的那段日子里，梅汝和就像開足了發條的鐘，沒日沒夜地忙碌著，緊張的工作常常使他顧不上吃飯，顧不上休息。他先后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財務處處長、上海市市政建設委員會企業管理處處長。1950年至1952年間，他還兼任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副教授，為公用事業部門那些剛從外國人手里接收下來的企業培養和輸送管理人才。作為當時高級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梅汝和于1954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5年至1967年底，梅汝和歷任第三商業局財務處處長、第二商業局財務處長和上海市第一商業局財務處長。這段工作經歷使得他對上海的經濟和企業的狀況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1973年，上海外貿局成立721大學，后改名為上海對外貿易職工大學，梅汝和受命于動亂之中，被調任這所學校擔任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在任的三年間，他嘔心瀝血，與全校教職員工一起為恢復教育秩序、培養外貿人才作出了不懈努力。1979年，梅汝和被調往復校后的上海財經學院擔任貿易經濟系主任。為中國市場營銷學奠基在經歷了十年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停滯之后，國家逐步突破“左”的禁錮和束縛。梅汝和憑借在美留學期間主攻外國商業打下的理論基礎以及多年來從事經濟管理工作的實踐經驗，極具前瞻性地提出：要加速我國的四化建設，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應該而且必須從發達國家引進現代市場學，并結合中國國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營銷學。
　　然而，改革開放之初社會還處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轉型階段，來自于西方的“市場學”自然在當時頗受爭議。盡管如此，梅汝和在1982年以“外國商業”課程之名教授有關市場學的內容，上海財經大學因此成為全國最早開設市場營銷學課程的院校之一。面對外部環境的阻力，梅汝和始終堅持“原原本本”引入西方市場營銷學并致力于推動國內市場營銷學科的發展，為這門學科日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提出，市場營銷學逐漸成為一門單獨學科并越發受到重視。
　　“原原本本”引進國外市場營銷學在當時，梅汝和與北京對外貿易大學的羅真耑教授由于同樣有著留美經歷，且都接受過正規的營銷學課程，他們明確指出，首先要原原本本、系統地學習和吸收西方的市場學，然后結合中國國情進行創新發展。他們二人為市場營銷學系統地引入中國作出重大貢獻，因而有“北羅南梅”之稱。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梅汝和在當時上海市長汪道涵的支持下，于中國大陸地區首次引進并組織翻譯菲利普·科特勒第五版的《營銷管理》。這本在西方有著“營銷圣經”的著作，由于其系統性和權威性，成為日后國內營銷學的教材藍本。盡管當時在臺灣已有相應的版本，但由于臺灣版的翻譯一來其語言表述方式不適合大陸讀者，其二為節選翻譯，于是梅汝和不顧年事已高和巨大的工作量，毅然組織上海財經大學的教師們進行整本書的翻譯工作。
　　許多現在約定俗成的專業詞匯翻譯在當時并沒有確定的說法，他便動用一切資源與各類專家討論，使得翻譯優美流暢又符合原意。連“marketing”一詞翻譯成“市場營銷”也是從該書之后確定下來的。當菲利普·科特勒本人得知梅汝和及其團隊正在進行的翻譯后也表示十分支持并寄來了他親自寫的序言，認為在中國能翻譯出版這本書是一個重大的改革舉措，這也是當時少有的國外作者親自作序。
　　由于當年還未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本書的出版并不為出版社所看好，在經歷了美金支付版權費和訂書單數量的風波后，《營銷管理》第五版的中文譯著終于得以印刷出版。這書本一經出版，便在國內產生重大的影響，由此奠定了梅汝和在中國市場營銷界的地位。
　　在翻譯《營銷管理》的同時，梅汝和認為系統地學懂國外的市場營銷學需要一本詞典，于是組織上海財經大學與江西財經學院、杭州商學院等六所院校合力編纂了《市場學詞典》，由梅汝和擔任主審。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后較早的市場學詞典。
　　不僅如此，梅汝和還十分注重各國在這門學科上的發展和新動態，不斷積極向國內介紹最新的理論和思想。在網絡未普及的那個年代，國外的研究資料十分稀少，梅汝和便通過國外的學術資源，將郵寄來的國外最新文章和資料通過影印的方式與學生和國內的學者分享。
　　熱心培養國內市場營銷學人才梅汝和在推廣國內市場營銷學科本身的同時，幾乎從零開始培養了一批學生和專家，這批學生和學者成為日后國內市場營銷學科發展的中流砥柱。
　　1982年，梅汝和在上海財經學院招收了第一批營銷學研究生，學生只有一名。作為他的開門弟子后來擔任上海財經大學市場營銷系教授的張桁回憶道，梅老師參加眾多會議和活動時總是把她帶在身邊，十分渴望把自己所知道的教給學生。她笑言，“他就是有時候蠻著急的，恨不得把肚子里知道的東西都給你”。
　　上海市市場學會會長、我校原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陳信康感慨，“梅老師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他至今記得當時梅老師推薦了菲利普·科特勒寫的《新競爭》這本書，并對他說，盡管市場營銷理論誕生在美國，但應用得最好的是日本，并鼓勵他去日本求學。梅汝和為他專門寫了推薦信，讓他得以在當時營銷學最領先的日本神戶大學學習。
　　我校原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晁鋼令回憶起那時他每次去找梅老師，都能從梅老師手中拿到較新的資料和文章。“梅老師在這方面毫不吝嗇，他會把最新資料馬上就拿給你。我告訴他沒有復印件，他就直接把他的原件就給我。他對我們年輕教師，對他的學生都很無私，也很熱情，希望能夠共同幫助他把市場營銷專業的最新的思想和知識介紹給大家。”
　　這位白發壯心的老人為了推動和普及學科，還不辭辛勞地在全國多地組織講習班、研習班，參加各類會議，講授相關的學科理論和知識，使得當時全國各地的市場營銷學科人才隊伍逐漸形成并初具規模。
　　積極推動學科發展，搭建學術機構和平臺為了市場營銷學在中國的推廣、普及和發展，梅汝和親自牽頭組織并推進一批營銷學專業的學術機構和平臺的建立，包括高校市場營銷學會、上海市市場學會、中國市場學會等。
　　回憶起當年成立上海市市場學會時的情景，原上海對外貿易學院院長、原上海市市場學會會長封福海說道，那時候剛剛改革開放，市場學本身具有爭議，所以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組織一個學會非常不容易。梅汝和當時牽頭組織，由中青年教師進行協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聯系各方，包括企業方。那時多是國營企業對此并不感興趣，好在期間獲得了原任上海市長汪道涵的支持，學會的組織得以推進。
　　經歷了艱難的創立過程后，梅汝和本人擔任上海市市場學會首任會長，汪道涵為名譽會長。如今上海市市場學會的牌匾上的字體便是當年汪道涵的題字。
　　同時，梅汝和的研究思想和主張對上海市市場學會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他始終主張要加強交流，充分開展國際交流對于學科發展十分有益處，因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學會協同當時的上海科技情報所等機構共同舉辦國際會議和論壇。他也主張理論聯系實際，與企業實踐相結合。現如今的上海市市場學會依舊保持著當年梅汝和開創學會時的特色。
　　將市場營銷學融入中國的企業管理實踐梅汝和在留美求學期間，沃頓商學院威廉·紐曼教授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教學方法，以及沃頓商學院濃厚而務實的學術氛圍對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他多年的管理實踐工作經驗都讓他強調理論與中國實踐的結合。
　　他認為，營銷學是一門“干中學”的學科，同時需要從戰略和管理的角度研究這門學科。張桁回憶道，她們當時參與了許多廣告公司的建立，調研了不少企業。在她自己寫畢業論文時，“不知道跑了多少實務單位”。
　　陳信康則清晰地記得，1991年梅老師帶著他們以上海市市場學會的名義到當時瀕臨破產的正廣和進行診斷咨詢。當時廠家都已全部停產，于是梅老師就帶領他們為這個廠家出謀劃策化解危機。不為名利只為真學問梅汝和在學生和同仁的眼中是一個看似十分不起眼的普通老人，因為即使身為高干，他做人始終低調謙和，為人真誠親切。當年梅汝和需要身體力行處理眾多的事務，可是他們從沒見過梅汝和同誰紅過臉，即便學術上有不同的觀點，他從不去爭辯，只是保持自己的觀點。
　　他對于學生如同自家的孩子，學生都記得當年去梅汝和家上課時的情景。若是早上的課，必可在他家吃午飯，而若是下午的課則必有小點心。他也在方方面面關心學生的生活。張桁回憶起一件小事，那時她在國外，她的媽媽要給她寫信，但怕自己寫的英文寄送地址不標準，耽誤信件寄到，于是請梅老師代筆，梅老師二話沒說便為她媽媽寫了好些信封方便她日后寄信。
　　在他普通可親的外表之下則蘊藏著中國典型學者對學問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正直的個性。他從不爭求名利，雖然憑借他的資歷和貢獻，他遠可以獲得更多，但他從未搬離霍山路上的那棟舊樓。甚至有人為他打抱不平，可梅汝和本人卻毫不在意，因為他是如此徹底地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并樂在其中。
　　他一生做學問認真嚴謹，兢兢業業。在校對《營銷管理》的翻譯時，他還親自核對文中易被翻譯者忽略的表格數據。他發現其中有兩處錯誤后，特地寫信去出版社進行修正。經出版社確認數字確實有誤，得以及時修改。而即使視力退化，他對于學生的論文草稿依舊認真修改，文稿上密密麻麻用大字寫著修改文字。他對自己對學生都始終都有著很高的標準和要求，他滿心都是如何將新的思想教給學生，如何推動學科的發展。
　　而作為老一輩知識分子，梅汝和內心渴望國家盡快發展起來并能繁榮富強。他正是憑著做學問的“韌勁”和這股愛國的熱情，即便年事已高，在面對學科發展的阻力時仍能做到鍥而不舍，不計回報、勤勉踏實地投身學問之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國家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他做學問的認真勤勉，為人的正直謙和，使他成為學生心目中的偶像，他的不言之教也成為留給學生們一生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