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中國大學，在公眾視野的評價體系中，多以能否效仿世界一流大學設置為一重要指標，比如，國內近年“通識”教育呼聲迭起，反思長期的公共課程教育帶來的隱性弊端，就是高等教育界人士重新認識“世界潮流”、審視自我定位的顯著行動。中山先生早就說過“順之者昌”的話，歷史的經驗也往往證明確乎如此，所以，今天的中國大學無疑是“覺醒”的，是不斷自我“拷問”的。但是，當潮流正在發生時，我們順潮流而一瀉千里，卻不能明白知道前方是汪洋還是險灘，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運，唯有我們揮著自己的槳，駕著自己的筏，才能弦歌浩蕩，自在無余。
　　當今的中國大學，各校校慶時，莫不追索自己的校史，率以其綿長悠久為光榮，這既是我們中國人歷史情懷的體現，也是中國大學闖關前對自我信心的一種暗示與激勵。在各校回溯歷史時，基于某種政治上的正確性原則，往往用比較單一的口徑書寫，見諸筆端的不外乎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前赴后繼，戰斗不息，終于換來絢爛的今天云云。這樣寫當然沒有問題，因為從邏輯上講，這樣一個戰斗群是必然存在的，然而，因為要把其外延確切地塑造、堆壘出來，我們就不得不讓很多人，很多事呈現一次性的登場或者干脆不讓其登場。仔細想來，這卻是不好好珍惜我們的歷史帶給我們的“槳”和“筏”了。
　　親愛的母校，中山大學，是一所真正比較重視傳統的學校，我們現在的校歌與臺灣高雄上世紀八十年代復建的國立中山大學的校歌，用的是同一個版本的旋律，也就是當年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校歌的旋律；我們的北門牌坊和新立的東校區江邊校門牌坊都還高標著“國立”字樣；我們有中山先生凝眉北望的銅像；我們的大樓中有“懷士堂”、“哲生堂”；我們的獎學金中有“鄒魯獎學金”；我們的附屬醫院有透過歲月滄桑，容顏依舊的礎石；我們的圖書館有無數珍貴典籍，我們對云南澄江的抗戰西遷校址也進行了力所能及的維護———這充分體現出了學校的風骨，是一種雄渾、超邁的氣魄。或者可以說，我們的學校給了作息于其中的學子一種多元的時代精神。千年的江水，晉代的園林，和自嶺南大學“肇基”于此百年來，和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幾乎等長的種種波瀾，都氤氳在廣大草坪和佳木繁蔭的青蔥悠然里，昭示給我們以道路。
　　中大的校史就是一部我們的力量源泉。在四川大學，有位王東杰先生，通過對川大檔案的整理，揭示出了近代中國人文生態大變遷的一個寶貴側面。川大的材料能做到，我們中大也一定能！學校的歷史重建，放低了，說是“重建學統”，往高了可說是重建道統，廣州地區學術的道統，乃至整個華南的學術道統。有朝一日，如果我們能將學海堂、阮蕓臺、“東塾先生”、朱次琦、萬木草堂、康、梁乃至上溯于陳白沙、湛若水、陳建的這一系列閃光符號⑴與我們中大一九二零年代在廣東的成立的內在脈絡清理出來，如果我們能正確理解我們學校在民國時期被稱為與黃埔并當“文武”……建設石牌新校，抗戰時期反復遷徙，解放前收留南下教授……這一系列事件的內在意涵，則我們對今天面臨的工作或許會加深許多認識，會有更為深摯的使命召喚，進而凝結出更強大的“時代精神”，我們是踩在前人肩膀上的，我們要努力去做，以便后來的中大人能覺得我們今天的努力，也是新的增高。于是，道統的生命得以繼續，中華文明，將長久地屹立于斯“壤”，“剛毅堅卓”。
　　注釋 （1）：學海堂、阮蕓臺、“東塾先生”、朱次琦、萬木草堂、康、梁,這一系列符號,大致代表了廣東學術在晚清時代的最高成就水準；而陳白沙先生,湛若水先生,陳建先生等人則是在明清易代前后廣東學術集大成的思想家、行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