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分別按姓氏筆劃排序）
周光權（全國人大代表、法學院教授）：
“兩高”應加大涉產權刑事案件糾錯力度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積極糾正了“張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圖案、陳滿案等一系列有重大影響的冤錯案件。對人民法院、檢察機關糾正涉產權冤假錯案的努力，無論是法律界人士還是普通民眾都給予高度評價。
　　目前，還有不少涉產權的冤假錯案，地方法院、檢察機關按理說應當盡快堅決糾正，但是，個別地方態度消極，觀望情緒嚴重，相關受到錯誤定罪處罰的被告人告狀無門，錯誤定罪不能撤銷，被錯誤查封扣押的財產不能及時追回，糾錯極其艱難；有的地方甚至一邊糾錯一邊又形成新的錯案。對于上述問題，需要下決心解決。
　　我建議：一是進一步提高認識，糾正涉產權冤假錯案，這是落實中央精神的必然要求，是司法機關的使命和擔當。
　　二是建議“兩高”積極推動地方各級檢察機關嚴格落實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堅持無罪推定原則，及時、有序地糾正一批涉產權的冤假錯案，形成辦案規模，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要加強對涉產權案件糾錯工作的督導、巡查；要掛牌督辦一批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涉產權冤假錯案；要積極組織專家學者參與研討、甄別涉產權錯案，借助于專家力量落實中央保護產權的精神。
　　三是人民法院、檢察機關要從深入分析涉產權冤假錯案的成因入手，倒逼司法改革，從源頭上有效預防錯案冤案的發生；要按照中央要求，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防止一邊糾錯，一邊又形成新的涉產權冤假錯案，以切實保護人權。（采寫/高原）
周建軍（全國人大代表、土水學院教授）：
保護母親河，美麗中國夢
　　長江、黃河都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近年來，我一直關注流域資源集約利用、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等河流保護的相關問題，也在九三學社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專門委員會做了大量關于長江保護的調查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關心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多次強調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需要注意的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影響可能比污染對生態影響更大。我們要積極響應總書記講話精神，進一步思考和研究如何更好地合理統籌岸上水上，正確處理防洪、通航、發電的矛盾，為保護長江生態環境作出貢獻。
　　近年來，“黃河清”現象的出現固然反映了水土保持等措施的成效，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因生態發生變化可能產生的隱患。黃河上游如果建壩太多、泥沙堆積日益嚴重，河清是不可持續的，而且幾十年后可能累積造成非常嚴重的生態后果。我們應該積極開展研究，向有關部門建言獻策，調整流域治理思路和重點，真正做到黃河的長久安瀾，共同實現美麗中國夢。（采寫/程曦）
蔡繼明（全國人大代表、社科學院教授）：
鄉村振興要和新型城鎮化同步推進
　　“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七個發展戰略之一，強調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村人地矛盾，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城市化。中國為解決三農問題，最初走的是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道路，而實踐證明這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當改革開放的中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大量鄉鎮企業破產、倒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要向城市轉移，由此中國開啟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
　　近年來提的鄉村振興戰略與2005年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戰略最大的區別在于：強調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深化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尤其是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鄉村要實現振興，離不開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戰略一定要與新型城鎮化戰略同步實施，單純地就鄉村談鄉村振興，和過去的新農村建設區別不大，收效有限。
　　因此，我建議要發揮市場決定作用，優化人口和土地空間配置。建議國土部門遵循市場規律和人口流向，使新增城鎮建設用地的供給更多地向特大超大城市傾斜，從而優化我國的城鄉人口與土地的空間配置。（采寫/曲田）
王梅祥（全國政協委員、化學系教授）：
全面提升我國科學研究的原始創新能力
　　基礎研究是創新的源泉，是綜合國力競爭的制高點，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基石。雖然我國基礎研究在隊伍規模、論文發表和專利申請等方面數據出色喜人，但基礎研究的總體原始創新能力還不夠強。原因涉及多個方面，最主要的根源性問題仍然是全社會、尤其是科研和財務主管部門對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基礎研究創新成果會導致新技術革命和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認識不清，對從原創性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的艱巨性缺乏耐心，造成在決策和行政層面對基礎研究的直接財政投入長期處于低位，并存在嚴重的不平衡現象。我建議：
　　一是提高基礎研究經費占全年R&D經費支出的比例，做到今明兩年首先提高到10%，然后逐步提升至15%左右，從根本上扭轉我國長年以來對基礎投入不足的局面，為基礎研究提供科學合理的財政支持；
　　二是中央財政要承擔起支持基礎研究財政投入的主力軍的責任。基礎研究的前瞻性、艱巨性和長期性、研究結果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決定了全世界范圍內均由國家財政為中堅支持本國發基礎研究的格局；
　　三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國家科研主管部門及財政部門要出臺財稅政策，引導國有和私營企業以各種合作、助學和助研等形式支持和資助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基礎研究；
　　四是科技部應恢復和資助“973”等基礎性的研究計劃。國家自然科研基金會在已經出臺了不少支持“超級大項目”的同時，更應把握和遵循基礎研究活動的規律，不忘初心，高舉支持基礎研究的旗幟，加大一般（面上）項目的資助力度，為催生原創的中國基礎研究學派提供最可依靠的保障；
　　五是鼓勵和要求國立研究機構和雙一流建設大學，合理規劃和安排自主性創新研究計劃的財政，持之以恒的選擇和支持一批“奇思妙想”的原始創新科研項目，放手科研一線人員“天馬行空”的開展基礎科學問題項目的研究。（采寫/趙姝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