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2017年第5期刊登了靳怡的《安吳青訓班與中共革命》一文，回顧總結了安吳青訓班的基本功能、對中國革命的作用、培養青年人才等方面的內容。我校退休老同志、共產黨黨員郭晏林同志閱讀此文后，向校黨委書記倪邦文推薦并希望更多的同志能閱讀此文，在貫徹落實《中央團校改革方案》的重要時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加強團干部培訓工作，進一步做好黨的青年群眾工作。本報對此文分上下兩期進行轉載。
□靳怡
“帶著新鮮血液與朝氣加入革命隊伍的青年們，無論他們是共產黨員或非黨員，都是可寶貴的，沒有他們，革命隊伍就不能發展，革命就不能勝利。”這是毛澤東給安吳青訓班兩周年紀念的題詞。安吳青訓班是抗戰初期中共舉辦的一個最為著名的訓練班，它的主要作用是接納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青年。安吳青訓班地處涇陽，位于國共勢力交鋒的前沿地帶。因此，青訓班的存在有一定的獨特性。
　　一、宣傳與培養：青訓班的基本功能瓦窯堡會議上正式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為中共領導的革命打開了新局面。1935年華北事變之后，局勢日益嚴峻，一二·九運動中，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和外圍組織積極宣傳抗日，發展黨組織，在廣大愛國青年當中產生了廣泛影響。不久之后的西安事變中，中共發揮的作用讓它在全國范圍內備受矚目。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到延安去”成為一時之風潮。但是許多青年對中共抗日主張的具體方針、政策缺乏了解，也并不具備最基本的軍事常識。因此，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培養抗日和青年運動所需的人才便顯得尤為必要。
　　七七事變后不久，博古曾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向蔣介石提出要求：在西安辦一所抗日軍政大學分校。陜西省國民黨黨部以缺少房屋為理由，百般推諉。時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中央代表的林伯渠與國民黨當局交涉談判此事，最終達成了在城外尋地辦學的協議。同年9月，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馮文彬從延安來到陜西省委傳達中央指示：“決定在云陽附近辦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1937年10月11日，由中共青委領導的 “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在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的名義下舉辦了第一期，位于三原縣的斗口農事試驗場為青訓班提供了 “一所現成的房子作為大家的寢室”。第一期由于諸事草創，條件比較艱苦，辦學場地其實就是農場一片空地，即使所謂的寢室，也不過是在地下室的水泥地上打地鋪。第一期學生共計約150人，大多是來自西安師范、西安高中、西安一中、西安二中、三原三中、蒲城堯山中學參加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簡稱民先隊）的青年學生；青訓班有工作人員四名，亦無明確的教育計劃，據當事者回憶：“喬木同志講授三民主義，馮文彬同志講抗戰形勢、青年運動，軍事方面的知識則是樂少華同志講大課。”雖然第一期的授課內容更多憑借工作人員自身積累下來的革命經驗，卻為青訓班后來的課程奠定了通過短期教育傳遞黨的各項主張的鮮明特點。第一期共計舉辦15天，不少人希望結業后能到延安學習工作，但是鑒于工作需要，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又重新回西安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第一期學員結業回到地方后廣為宣傳，青訓班名聲隨之大振。時任陜西省教育廳廳長的周伯敏認為中共此舉使陜西原有的教育秩序受到沖擊，遂向其舅父于右任誣告青訓班強占了斗口農場。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也因黨內經費緊張不同意再辦青訓班，后來還是毛澤東拍板說：“青訓班必須繼續辦下去，而且要大搞。”1937年11月，青訓班第二期搬遷到云陽鎮東街的城隍廟內舉辦，至12月底舉辦兩期，每期時間延長至20天，參與受訓學員共計800余人。這兩期學員除了有民先隊人員外，還有從國民黨監獄獲釋的黨內同志。因此，這兩期學員畢業后大量進入抗大和陜北公學繼續學習。與此同時，文化界人士車向忱通過東北救亡總會與于右任親屬之間的關系，在云陽尋得安吳堡供青訓班辦學。1937年12月底，在共產黨、國民黨和民主人士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青訓班三遷至云陽安吳堡，更名為“戰時青年訓練班”，故又稱安吳青年訓練班。經過此前重重波折，自第四期之后，青訓班開始逐漸進入全盛時期。
　　搬遷至安吳堡的青訓班獲得了一個可以穩定發展的環境，因而與從前相比，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一，學員受訓時間更長，青訓班的教學內容更加豐富。第四期的訓練時間由之前的15天、20天延長至一個月，第五期延長到兩個月，第七期起增加了三月班。這種變化一方面是應前三期學員延長訓練時間的要求，另一方面與課程內容的逐漸充實有很大關系。從現存的各種講義稿以及學員的回憶中可以得知，安吳青訓班新開設的課程包括抗戰的形勢與任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游擊戰爭、三民主義等，又根據不同學員的實際要求，講授學生運動、消滅漢奸、農村運動和農民運動、武裝群眾、職工運動、軍隊政治工作、兒童運動、青年運動等內容。總而言之，青訓班的課程內容是黨的主張的具體化，基本滿足了戰時向廣大愛國青年和地方工作人員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快速訓練中下層青年干部的需求。
　　第二，參訓學員人數大增，來源廣泛，分班更為細致合理。從第四期開始，學員人數突破每期 1000人。為方便管理，青訓班改隊建連，由之前的編隊形式改為軍事化的連級編制。由于人數擴張，1938年4月開辦第五期時又擴連為營，1939年青訓班工作重點轉移之前，每期學員人數基本上保持了三個營的規模。此前學員多為民先隊隊員或地方輪訓的干部，而在此之后隨著影響力擴大，人數劇增，學員成分也變得更加復雜。青訓班根據學員的職業、社會出身、文化程度以及政治水平的差異，把他們編成職工連、農民連、婦女連、藝術連、游擊連、青年干部連等不同性質的連隊，開展教育。學員畢業后結合自身特點，有的深入敵后從事抗日武裝斗爭和群眾工作，有的進入農村、學校從事基層領導和宣傳工作，有的進入陜西公學、抗日軍政大學繼續學習，因此青訓班也有“抗大和陜公的預備學校”之稱。
　　第三，青訓班組織機構從最開始只有四個工作人員到后來逐漸發展健全。青訓班日常的行政組織以正、副主任馮文彬、胡喬木為首，下設教務處、生活指導處、秘書處、總務處管理日常工作。教務處下設軍事科、教務科和講義科，負責制定教學內容，督促教學實施，組織討論會、讀書會和學習競賽引導學員自動學習，處長劉瑞龍。生活指導處相當于政治部，處長張琴秋，下設組織科、人事科、保衛科、社會工作科、地方工作科，主要負責學員的課外活動，如勞動、文化、娛樂、群眾工作、紀律、思想教育等工作。秘書處處長郭世光。總務處下設會計科、事務科、管理科、醫務科、合作社、供給科，管理青訓班的日常開支，維持青訓班的物質生活，處長葛瑞蓂。青訓班的各個機構職能明確，管理完善，足以維持它的良性運轉。
　　第四，發展黨員與培養青年干部。安吳青訓班從第四期開始，決定在學員中秘密發展中共黨員。根據一份不完全統計，1938年3月到7月，也就是青訓班第五期到第八期期間，發展黨員544人。但是1938年4月青訓班第五期開辦的前十天僅有黨員34人，而且都是工作人員。黨支部及時反思了發展組織對象存在著對象范圍較小、方式呆板、膽小保守等問題，動員各支部認清發展組織的重要性，新發展黨員93人。盡管這一時期青訓班黨員人數迅速增長，但始終沒有超過學員人數的三成。一名1938年5月入黨的學員回憶上黨課時的情形：“手腕上纏上白手帕，作為進門時的標識。室內漆黑一團，看不見人的臉面。主講人在樓上，通過樓梯口，將聲音傳下來……結束時，一個個放行，以免彼此認識。”在青訓班發展黨組織的任務雖然略顯急迫，但是其審慎也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安吳青訓班于 1938年 4月設青年干部連，7月設黨員訓練班，把發展黨員與培養青年干部的工作緊密結合在一起。為什么如此急迫地發展黨員？這和中層青年干部短缺有很大關系。青委委員馮文彬于1938年5月16日給長江局青委寫信說：“青年干部問題已成大問題，各地都需要干部，但最大的弱點是在延安各校都沒有專門來訓練青年干部……現已從青訓五六期中抽了一百多個適宜做青年工作的……以培養做黨的青年工作及青年群眾工作的干部為原則。我想我們這樣做，干部問題必可解決的。”隨著敵后抗日工作和青年運動的迅速鋪開，能獨立領導群眾工作的中層青年干部的缺口也越來越大，于是1938年11月召開的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安吳青訓班為訓練青年工作干部的專門學校。從青訓班1939年4月16日刊載于《中國青年》上的招生啟事可以得知，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已經更名為中國青年干部訓練班，招生規模縮減，但要求更加嚴格，必須經由考試才有資格進入學習，受訓時間也延長至一年。這是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工作重心轉移的一個節點，一方面是上文提及的青年干部缺口問題，另一方面也與國共關系的轉變有著莫大的關聯。
　　1940年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后，4月，中央決定“撤退云陽、安吳堡兩地青訓班……遷至關中邊區”。安吳堡青訓班此后更名為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繼續招收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培養青年運動干部。與安吳堡青訓班時期相比，除了講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一些黨的方針政策之外，澤東青年干部學校更加重視軍事和民運工作的實際訓練。1941年9月，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并入延安大學。安吳堡青訓班另有一小部分在1939年7月與陜北公學、魯藝合并，組成華北聯合大學，開赴晉察冀邊區。
　　從 1937年 10月到1940年4月僅僅兩年半的時間里，安吳堡青訓班在國共合作微妙的態勢變化中尋找生存與發展的契機，四度遷徙，不斷壯大，共舉辦了14期，給12000余名青年宣傳了中共的抗日政策和政治主張，普及了抗日政治和軍事方面最基本的知識，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的青年們對于中共革命理論和抗戰政策認知上的不足，為敵后抗日武裝和日后的革命工作培養了一批急需的中下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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