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上海財經大學100周年校慶之際，編印《胡寄窗先生紀念文集》，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屈指算來，胡老離開我們，已近25年。然而翻看這本文集，胡老的音容笑貌，諄諄教誨，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大師形象，又一一浮現在眼前。他老人家仍然活在我們心中！
　　對于學校和學院而言，胡老是一座豐碑：學貫中西、論通古今的底蘊素養，博大顯赫的學術成就，攀登高峰的研究旨趣，百折不回的超凡心志，為學施教的高風亮節，老而彌堅的執著精神，贏得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贊揚。
　　對于我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而言，胡老是專業學術領域的理論奠基者和開拓者：《中國經濟思想史》三卷本，首次建立了從先秦到鴉片戰爭前夕三千年經濟思想史的完整理論體系；《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開辟了從1919年五四時期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30年間經濟思想發展歷史的系統研究；《現代西方基本經濟理論》和《1870年以來的西方經濟學說》，適應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對于引進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時代要求；《政治經濟學前史》，在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將中國經濟思想成就列入世界古代經濟思想史；英文版《中國經濟思想史簡編》和《17世紀以前中國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開創了直接向國外弘揚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成就的范例；大量理論探索、學術爭鳴、應用實際、建言獻策的著述和咨詢意見，代表了老一輩學者的治學風范和拳拳愛國之心；首創全國中國經濟思想史師資培訓班，以77歲高齡親自講授全部課程并主持為期一年的培訓，為本學科播下了遍布國內各高校的種子；上世紀80年代初創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并被推舉為首任會長，形成全國范圍內有影響力并持續至今而日益昌隆的專業學會；首創由國家教委特批的經濟學說史博士點，開合并中外經濟思想史學科為一體之先河。所有這些，均為學術同仁們所欽佩敬重和普遍稱道。
　　對于同門弟子而言，胡老是令人景仰而又倍感親切的泰山北斗：傳道、授業、解惑，立為學做人之本；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愛國情懷，正教書育人之道；言傳身教的典范，樹專心向學之風；博學精到的點撥，啟茅塞頓開之悟；寬嚴有度的施教，揚各人優勢之長；提攜后學的胸襟，勵爭相奮進之志；呵護有加的關愛，有銘刻心骨之感。這一切，都讓弟子們一直深深地緬懷。
　　對于我而言，胡老是終生難忘的恩師：從1980年拜師起，整整13個年頭，跟隨左右，先做學生，再當助手，獨立工作后仍時刻聆聽教誨，受益深遠。做學生時，從碩士到博士，通常是一對一的親授指導，每次一小時或數小時，起初誠惶誠恐，等待耳提面命，后來隨機提問，每問必有精彩睿智的回答，如同置身于取之不竭的思想寶庫中；當助手時，得獲手把手的親炙，在輔助教學的過程中體悟育人的真髓，在合作著書的過程中感受做學問的樂趣，在處理事務的過程中明白坐言起行的道理；走上教育管理崗位后，心中的表率，始終鞭策著自己從不敢懈怠；現在，肩上卸去了管理的責任，但經長年熏陶而癡迷于學問的情愫，卻深入骨髓，執拗難變，已經化為一種秉性……這一幕幕情景，猶在昨日，胡老是激勵我做人做事永遠的榜樣。
　　借此，感謝所有為《胡寄窗先生紀念文集》撰文、搜集、編輯、付印的人，并特作這篇“前面的話”，銘記于心。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的領導有意為胡寄窗先生塑一座像，幾次來征求我們這些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胡門弟子的意見，包括塑像是站立的造型比較好，還是坐像甚至胸像比較好；面容神情像不像他老人家活著的時候；塑像請什么樣的藝術家設計比較好等等。除大師兄之外，我們這些弟子你一言、我一語，事實上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是對設計稿像不像先生本人倒是最有發言權；大師兄大概因為長期當著這所著名財經大學的校長、書記，比較慎重，不輕易表態，我們就只好請同樣當著另外一所大學的領導但說話比較率性的大師姐多拿主意。大師姐一說話，我們一般就沒有二話了。
　　經濟學院據說還專門去征求了年邁的師母的意見。可見這個學院的領導辦事風格是非常務實的。這樣面面俱到之后，先生的塑像大概今年能完成了。
　　胡先生其實跟與浙江大學歷史上有淵源的之江大學也有一段重要的工作關系。每次去現在的浙大之江校區（曾經的之江大學舊址），看那高高的鐘樓下，還依然有“經濟學館”幾個字，胡先生曾經做過幾年之江大學財經學院的院長，以及獨立的浙江財經學院院長。只是沒有考證過，當年的財經學院跟這個“經濟學館”是什么關系！
　　記得幾年前，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金院長給我來電話說，學校為弘揚百年學術傳統，要發掘和整理歷史上曾在學校學習或任教過的名人的成就和事跡，由于胡寄窗先生后來離開我們學校去了上海從教，他老人家的信息就不太完整了，你是他的弟子，他的生平和學術成就你肯定最熟悉，能否請你代學院整理一篇文字報給學校？我先是猶豫了一下，然后又爽快地答應說，好！
　　當時之所以猶豫，是因為有關先生的生平和學術成就的介紹，過去一直是由大師兄來做，尤其是像《中國大百科全書》等重要工具書中以先生姓名單列的詞條，一般就都是大師兄應編輯部之約親自撰寫的，他是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無疑得先生真傳最多、最正宗且發展最有成就的，由他來詮釋、介紹先生的學術思想可謂天經地義，而我只是學到皮毛而已，自認為根本不夠資格去做這件事。事實上，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我也謝絕了有的出版社編輯撰寫關于先生治學道路之類文章的約請。
　　但后來還是爽快答應了，因為金院長表示說，這只是個內部資料，僅作為學校感懷、宣傳百年學術文化傳統之用，并不正式出版的，即便我闡述得并不太準確，也不至于會流傳，于是便不覺得有什么大不妥。
　　浮華瑣碎的工作和生活，容易將一些本來挺有意思的往事埋沒起來。寫一篇關于導師的文字，也需要先收拾起不再那么純凈的心情的。
　　說起來，最后一面見先生，已經是二十七年前的1990年了。此后過了三年，先生便在自己的家中駕鶴西去。據說，先生是坐在自己書房的藤椅里仙逝的，去時神情安詳，像是油燈耗盡而自然熄滅。終年90歲，離先生85歲生日時跟我們說“要活到100歲”的目標差了十歲，但無論如何，先生九十而逝，而且是在自己喜愛的書房里，也算得上最最難得的善終了。
　　作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之一，胡先生是我們讀本科時心目中一直崇敬而終無緣得見的大學者。只是臨近大學畢業某一天的某一個時辰，靈光一現，我就下定了拜他老人家為師的決心。而根據考后公布出來的成績，據說其實是可以上北大的，但由于先生的學術名望似乎超過當時北大相關的導師，我并未后悔自己當初的選擇。去滬上跟了他老人家兩年半，我道行雖淺，頑石終究成不了金子，但先生的教誨無疑是終身受益，難以忘懷。在書房抽屜里，至今一直保留著我決定報考先生時他給我的回信、大量我與同門師兄師姐師妹們跟他老人家的合影，以及我假期回鄉或畢業工作后他給我的多封書信。房子幾經搬遷，對這些書信、照片從未丟棄。因為，這里凝結著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術大家對后學者的提點、教導和期望，以及難以冷卻的師門溫情。
　　靜心想來，跟隨先生兩年半，除了學到大量專業知識外，還有三個方面也是受益匪淺的。
　　一是獨立的學問之道。先生治學，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他敢于挑戰權威，對任何理論教條都要先問一遍為什么，發現有問題的，就毅然表達不同的學術觀點。他曾經親口對我講，做學問首先敢于提出疑問，敢于標新立異，敢于引起學術探討甚至爭論，然后才能催生新的觀點，才能形成自己的學術主張。不然就只有復制而沒有創新和發展。先生授課，也總是以問題為導向，多采取碩士生、博士生同堂討論和啟發式問答的方式，注重思維訓練和知識的延伸擴展，決不搞滿堂灌輸。這種訓練，與其說是教導學問，不如說是教導做人，無論今后是從事研究，還是做別的工作，都大有裨益的。
　　二是理性的人生選擇。先生早年去英倫留學，回國后27歲受聘為教授，先后當過多所高校的系主任、院長、校長，但最終還是吧自己定位為潛心做學問的教授，他對社會、對制度、對政治有自己的主張，面對被下放、被批判的不公正待遇，他既不阿諛奉承權貴，也不做無謂的犧牲，而是收拾起全部心思，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為將來的研究做準備。他后來備受贊譽的三卷本專著，正是在這樣的積累中成就起來的。他同樣這樣教導我們。在那個風云突變、人心焦躁的春夏之交，正是因為先生的智慧教導和告誡，才使我這樣的差點成為目標的熱血青年，在關鍵的時刻理性地做了選擇，安全而不失尊嚴地度過了那段難忘的日子，從而也才有了今天。就憑這點，我怎么感謝先生都是不過分的。
　　三是永無止境的攀登精神。先生年輕時就事業有成，但到60歲后，他不滿足已有成就，還另辟蹊徑，辛勤耕耘，終又攀上一座新的高峰，成為一代大家。有篇資料這樣譯論先生，“胡寄窗教授是中國當代博學多才、中外兼通、古今兼擅的卓越經濟學家，他在學術精神上強調立德、立言、立行，對學術的追求永無止境。”先生自己也曾說，“我一生治學，無論在理論上或方法上，從來不迷信任何框框，思想深處經常有個攀高峰的強烈意愿”。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了能夠對西方經濟學說有更為準確和深入的認識，本可告慰私衷、頤享天年的他以八十多歲的高齡接受國務院學位辦的委托，開設經濟學博士點，并親自招收博士、碩士研究生，他個人還開始自學高等數學和德語，閱讀德文資料，這種拼搏精神令他的每一位學生都無不為之感動。1992年，89歲的先生曾作詩曰：“畢生曾務事多宗，經濟文章才并容。早歲勤勞等費紙，耄年奮志怎攀峰。幸留學術入青史，獨欠功名刻景鐘。天道從來無定數，聞達湮末偶然逢。”這可以說是先生對自己一生學術活動的冷靜觀照。”正是他老人家如此的老當益壯，我也才有機會正式登堂入室，成為他的弟子。有此經歷，一生何幸！
　　說起來，我也有很多遺憾的。
　　首先，是自己終究不才，沒能繼續留在他身邊讀博士。后來，雖然也算在專業研究上做過一點小文章，但自感研究始終不深，尤其是走上非研究領域的崗位后，在學術上很難有大的長進。這無論如何是愧對先生的。
　　其次，是先生去世時我恰巧不在杭州，當時大家又沒有手機，滬上的師兄們一直聯系不到我，以致沒有能趕赴上海最后送他一程。過后聞知，我一時心潮難平，落淚，自知這將是遺憾一輩子而不得補救。
　　此外，由于工作關系，出差上海的機會遠沒有出差北京多，所以，平日其實也很少去探望師母。當年，這位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的名門閨秀，甘愿為先生犧牲事業，照顧先生起居生活。在我就學時，她也多次親自下廚給我們燒過菜，用日本式禮儀迎送我們進出他們家的院子和小巷，總之給過我們多少母愛！可是我們，除了早年路過時偶爾去看看她老人家，幾乎未曾專門去拜望。一想到這些就不禁汗顏。
　　但愿先生在天之靈，依然慈祥，能諒解我們的不才與不肖！
胡寄窗（1903-1993），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首任會長。原名鐘睿，四川天全人。1926年畢業于北平大學法學院。1938年獲英國倫敦大學經濟科學碩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東北大學教授，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曾創辦《經濟學報》《經濟論評》雜志。1949年后，歷任之江大學財經學院國際貿易系主任、院長，浙江財經學院院長，上海財經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江西大學教授。1978年7月返上海財經學院（上海財經大學）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9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1991年被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中外兼通、古今兼擅、著述宏富，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百年校慶之際，胡寄窗先生雕像揭幕儀式暨胡寄窗先生紀念展、紀念文集發布活動分別在經濟學院一樓大廳及校圖書館舉行。本版刊登胡寄窗先生弟子談敏教授為紀念文集所作的序言《前面的話》及袁亞春撰寫的《追憶我的導師胡寄窗先生》兩文，共同緬懷胡寄窗先生的治學精神、學術貢獻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