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葉老,您能先談談自己怎么來上海財經學院的嗎?
答:我離開上海財經學院,現在算起來已經整整60年了,一輪甲子過去了。我在上海財經學院4年,1953年到1957年,當了兩年學生、兩年助教。我是福州郊縣人,1952年考進廈門大學學財經科,當年一共是156個人,有6個專業,分別是政治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財政金融、國際貿易、企業管理,當時我選擇的是企業管理。
全國解放以后,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已經開始了,我們想將來畢業到工廠里工作很好。當時有很多人爭企業管理這個專業。一個系一個班二十幾個人,小班。不久全國院系大調整,把廈門辦得非常好的工科撤掉,并到浙大,并到南工,有的則到了武漢。撤掉以后,企管系啊,我們本來整個課程有三分之一的課程是學習工業技術,比如說我們工業學的切削原理、制圖認圖等,工科并走以后這些課就沒有人開了。當時我們學習蘇聯的時候,是說像我們企業管理這個專業,就是看你工科這方面學了多少,這方面的知識學到一定程度才算合格。企管系畢業的學生到工廠里搞計劃工作、生產調度工作。當時要求你到工廠里搞計劃工作,人家把圖紙給你,你能基本看得懂就可以。廈門大學工科調整出去了,企業管理就也得并走了,當時有一條統一的規定,即華東地區的財經系全部并到上海財經學院去。
問:等于你們和會計系一起走的?
答:其他都沒走,廈大會計系沒走,王亞南那時候很強勢的,就我們一個專業走了。還有一種情況我在念大學的時候啊,本科都是四年嘛,解放初期就提前一年畢業,都是三年,所以我1953年進去的時候三個年級一個年級畢業走了,剩下兩個年級。院系調整的時候,廈大一個干部都沒有去,也沒有一個老師帶著去。當時我們系里面學生當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就只有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1個團員成立一個團支部,我是團支部書記,蘇東水教授是組織委員,還有一個宣傳委員就三個人。蘇東水畢業了就剩下我一個支部書記,還有一個宣傳委員,當時學校就讓我帶隊。院系調整就是我帶隊的,可能當時介紹信等很多材料也是我帶去上海的。結果變成我們這支隊伍到上海財經學院的時候是我領隊去的。我記得,廈大企業管理系并進去的時候是第23家單位。在我們前面的是山東財經學院。
問:對,你們好像是最后一家并過來的。
答:是,之前的山東財經學院是一鍋端,連干部、老師、學生、院長、連黨委書記許浪璇都一起過來的。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學校是解放樓,旁邊一個操場。我記得那天晚上開大會,華東各個單位來的人派代表到主席臺上坐,廈大就是我上臺去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有人認為我們這個高等教育啊,像院系大調整是一次折騰,路不一定走得對。甚至有人說民國時代建立的高等教育體系全部都打碎了,這樣不對,像很有名的滬江大學、圣約翰大學都拆開來了,財經學科到上海財經學院去了。我1953年到了上海財經學院念二年級,然后是三年級,念兩年。畢業以后就當助教。
樊麗明校長參加福建校友會換屆的時候,查到我的電話,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活動。換屆那次活動上他們硬要我講話,因為我是50后嘛,很多是80后90后,相差幾十年,一定要我講。我主要講了對母校的深深感激。對我個人而言,母校給我三樣東西我是不會忘記的。
問:請問是哪三樣東西?
答:第一,我在上海財經學院入黨,入黨日期是1954年5月25日。
第二,參加1954年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盡管說之前那個臨時會議不是正式的第一屆,大概已經選了陳毅當市長,后來我們也選陳毅當市長。1954年召開的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大概有兩三千個代表,其中大學生代表就是3個,當時市里面分配:上海交大1個男生,上海財經學院1個男生,上海戲劇學院1個女生。上海財經學院這個名額就給了我。當時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還在世的代表肯定還有,有幾個就不知道了。不過我們財經學院校友當中還好有我這個曾經是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還在,如果你們今天來有收獲的話這個我想算是一個吧。在校友會換屆大會上我也說明了相關情況,這個不是炫耀我自己,說明院系調整后上海財經學院變得比較強大,要不然當時為什么上海的3個大學生代表名額不給復旦、不給同濟、不給華東師大,就給了我們財經學院?我們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當時是陳毅市長做的報告。
第三,留校當助教。我于1955年畢業,我們這個班很多從福建來的,也有很多上海學生,很多上海人畢業后都想留上海,都不想去遠的地方。當時有留校的名額,我填報的志愿是北京,我當時已經入黨了,是團支部書記,成績也還不錯。我想去北京,當仁不讓。北京是首都,我要去北京。如果北京不能去的話就是東北,東北是國家大規模工業建設的地方,要是東北不能去的話我就去西北。第三志愿是西北,條件最艱苦的地方。最后我留校當助教,因為在二年級三年級的時候,我擔任學校團委副書記,當時學校要我留下來,給我兩個選擇:要么在宣傳部工作,要么在團委工作。但是我想留在工經系,不留我就走,最后留在了工經系。當時有個女同學說我,“你從福建跑到這里都那么遠了,你再跑遠一點有什么關系呢?你留在上海,我們還過長江呢!”
2017年是我們母校百年校慶。解放前我們不說,我們就說解放后。解放后六七十年時間嘛,我個人以為學校有兩個時期是比較輝煌的。一個時期就是我剛剛講的,院系調整后學校規模很大,力量很雄厚,名教授很多。當時我們上課很多都是很有名的教授。后來上海財經學院命運也是不好,遇到兩次挫折。一次挫折,就是1957年我走的時候,有一種說法,上海財經學院停辦。停辦要跟政法學院合并,成立上海社會科學院。成立上海科學院應該是對的,我們現在國家是有個社會科學院,里面有很多機構。但問題是把好好的財經學院、政法學院都停辦了,去辦一個上海社會科學院。當時我就想好好的財經學院怎么就停辦了呢。當時正好廈門大學統計方面需要一些教師,還有工經方面想要人。正好我是從廈門大學來的,廈門大學經濟系教授也住在那個宿舍樓里面,他說,這個是一個機會啊,你趕快回校工作,1957年我回到廈門大學。到1972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是撤銷,因為我已到了廈大,具體就不說了。1968年,當時廈門大學說干部要下放,干部要到“五七”干校。一家一戶一部大卡車開到農村去,大伙都走了。我們都準備好了,小孩子棉襖都做好了。等到要走時,學校說葉品樵你不能走啊,以后辦學誰來辦。我時任系辦公室主任,負責抓教學業務的干部,于是我就留了下來,辦試點班、辦培訓班。到1972年,我們國家的高校先恢復招生,再恢復高考。招生了,學生來了,如今廈門大學有經濟學院、工商管理學院、管理學院三個學院,當時六個專業就是一個大系,很大一個系。我留下來以后,當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1972年起我當了5年廈門大學經濟系系主任,后來學校把我調到教務處當副處長,又任教務處處長。所以不曉得你們發現了沒有,上海財經大學校友當中少了一個族群,少了一個什么族群呢?就是工農兵學員。很多大學都有工農兵學員,因為“文革”期間上海財經學院撤銷了,所以沒有工農兵學員。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財院是1978年復校,復辦很艱難,因為人都拆散了。像蘇東水教授到復旦大學不回來了,汪鴻鼎教授回來了。后面學校發展比較順利,作為財政部管的學校,再作為教育部、財政部、上海市三家共建的學校,這算另一個輝煌期。現在我們上海財經大學很厲害,很多優秀學生都想來上海財經大學學習,招生分數線也比較高。我相信我們的母校以后會發展得更好。回顧學校60多年來所走的路是很不容易的。畢竟經過一時停辦、一時撤銷,復辦以后走到現在,開創了這么好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問:您最近有回到母校看看嗎?
答:我最近回過上海財經大學的,在那里照相。我同班同學也在學校。我拿給你們看看。這里是幾張照片。這一張,這個是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名單,那個時候有北四川路區。
問:對,我們當時是在那邊。
答:我講了是有一個女生陶安,是戲劇學院的,跟我們一起。開會的時候我們見面的,我們一起的里面有很多名人(比如禇鳳儀副院長)。我是第一、第二屆代表,那個時候是一屆兩年,1956年我當第二屆代表的時候沒有北四川路區了,改叫虹口區。當時我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如果值得提的話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上海市一路電車,是由靜安寺到虹口公園的,實際上是靜安寺到北四川路已經停下來了,就在那邊搞一個Y型的拐彎。當時我們代表團坐了一下,明明從靜安寺到虹口公園去的車,你怎么就在北四川路停下來呢?而且在那里做的一個Y字型拐彎很不好。我們就聯合做了一個提案,建議說把這個Y字型的改一下,現在這個電車沒有了。當時那個電車存在很長時間。市里面很重視,要處理這個問題,過去就是有空軍司令部,即解放前上海警備司令部那棟樓,到虹口區要從那棟樓過去,他樓上有設備,有震動會影響他的設備。市里面說這很麻煩,那我們就去那邊勘察,能不能從北四川路那邊直接開一個小路過去,會經過魯迅故居那里,魯迅在那里開過書店,從那旁邊過去,但是那邊民房也有好幾棟樓,拆掉難度很大,那也不行。隔了一段時間影響部隊的問題也解決了。大概在1957年我快走的時候這個路通了,通到虹口公園那邊去,繞一圈出來了。我記得當時市里面還通知我,提這個提案的其他人我記不得了,他們叫我們過去坐一次。1957年離開上海之前,我還特地去了坐一次,因為這個提案是我們提的。
當時我們學校里面名教授很多,比如說工經系系主任孫懷仁。孫懷仁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寫了很多書。他有一個特點,年輕人在旁邊吵吵鬧鬧的,他自己在那備課,無反應的,也不說他們。孫懷仁從來講課不用稿子的。我入黨介紹人是黨委副書記許浪璇。當時我從福建到上海,有很多事情都不懂,許浪璇問我說:你為什么要參加共產黨?我說:
我看了兩篇文章,很感動:一篇文章是《黨員登記表》,這個你們看不到了,好像是說地下斗爭的,寫得很動人;另一篇是《老水牛爺》,介紹了山東膠東老區一位老水牛爺的事跡。
我就跟他們講,我應該參加中國共產黨。許浪璇一下子臉黑下來:你看這兩篇文章就可以參加共產黨?你開什么玩笑?后來他拿出黨章和其他幾本書,跟我說:這幾本書你拿回去看看,再來。我們就把書抱回去。許浪璇在山東財經學院的地位比較高,到上海財經學院來當副書記。我們的教務長是吳承禧,副教務長有兩個,一個是許本怡(會計系的),一個是許浪璇。許浪璇是第一副教務長。不像我們現在,黨委書記什么的就排在前面,所以我印象很深。對我們財經學院來講,會計系還有一個婁爾行,當時他好像有一個成果,“憑證整理單據記賬”,因為這個好像在全國出名了。
問:還有哪些老師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答:那個時候婁爾行還不是主要的,會計系主要是龔清浩,我記得工業經濟系還有馬家驊,馬家驊到班級上課的時候,很派頭啊,把大衣脫下來……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張君一,他是講師,當時我們辦的廠長學習班,我跟著聽課,給他當助教。他當講師我當助教,他年紀也比我大一點吧,備課我們都在一起的,當時我也介紹他入黨。
問:葉老,你們當時從廈門到上海是坐火車還是走海路到學校的?
答:那個時候我們很艱苦的,我首先是從廈門出發,先到福州,然后我從福州到上海,從福州閩江那里坐船,不坐船不行的,山區有很多山路,要爬很多山。我們坐船到南坪,然后在南坪換汽車到建陽,要住一晚上,第二天坐汽車從建陽到上饒,然后從上饒轉火車到上海。回程是從上饒坐汽車到建甌,從建甌到南坪,然后坐船到福州,這樣走法。1953年我們不是大家在福州集合再去上海,大家要按規定時間到上海,然后大家一起到上海財經學院去報到。
問:再問問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事啊,您當時讀書還有工作的時候,我們在高等教育領域全盤向蘇聯學習,也翻譯了很多蘇聯的教材。包括把以前西方資本主義色彩濃重的比如工商管理等學科名字都改掉了,改稱工業經濟這些。關于向蘇聯學習,您是怎么看的?有沒有逐步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這樣的方向發展?
答:當時就是全盤向蘇聯學習,留下當助教的時候,第一個目標還不是自己鉆研什么成果,寫出什么,而是到人大去學習一年,輪流去人大學習一年。你到人民大學學習工業經濟學課程的話,就是把人大教的東西原封不動搬回來,就可以回來教課。我們當時根本沒有什么西方的東西,根本接觸不到。
羅:您當時有沒有聽說學校五十年代要招收研究生或是開研究生班?
葉:沒有聽說,沒有接觸到那些事情。當時部里面要選拔我們一個人到蘇聯去留學,去讀副博士,開始說在上海財經學院工業經濟系這邊選,當時我很想去。但是后來名額改變了,給了中南財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