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西方國家爆發的金融和生產經營危機后西方主要國家的國民經濟遲遲無法繁榮，西方不少專家學者紛紛使用“經濟新常態”一詞，來悲觀地描述現狀和展望未來經濟。我國在迅速應對危機影響和沖擊后，化西方危機為中國機遇，主動進入朝氣蓬勃發展的“經濟新常態”。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新常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新常態有不同的現實表現、制度特點和政策理念。
　　一是增長速度比較。世界銀行2008-2016年數據顯示（按不變價計算），美國GDP平均增長率為1.3%（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17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1.4%）；日本GDP平均增長率為0.4%；歐洲聯盟GDP平均增長率為0.6%。而我國在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2013-2016年的年均增長率為7.2%，平穩地實現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二是失業狀況比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08-2015年美國平均失業率為7.56%，2016年的失業率估計值為4.85%；2008-2015年歐洲聯盟平均失業率為9.47%，2016年的失業率估計值為8.53%。而近幾年我國城鎮失業率只有約4%多，“就業”表現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布的《2017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列為全球63個主要經濟體中首位，就業綜合狀況相對最佳。
　　三是政府債務比較。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用巨額財政資金救助虧損的私人壟斷企業，使政府債務不斷攀升。美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歐元區的這一比重從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過250%。而截至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27.3萬億元，政府負債率為36.7%，大大低于美歐日等國家。
　　四是實體經濟比較。根據經合組織數據，2008-2014年美國農林牧漁業、工業(含能源工業)、建筑業、實體服務活動（分配貿易、維修、運輸、住宿和食品）以及信息和通訊業等實體產業增加值之和占總增加值百分比的平均值為44.5%；日本該指標為53%，歐洲聯盟該指標為51.3%，而2008-2013年中國該指標（信息和通訊業增加值占總增加值百分比尚未被統計在內）的數值為73.17%。金融資本體系掌控西方國家的經濟命脈，過度金融化的“脫實向虛”，致使實體經濟萎靡不振。
　　五是收入消費比較。根據經合組織數據，2008-2014年美國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為130.18%；2008-2013年日本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為122.5%。西方國家1%超級富豪的財富和收入急劇增加，普通家庭的債務普遍增加，階級階層固化。美國1%的最富家庭占有全國家庭凈資產的三分之一，較富的9%的家庭又要占有三分之一；美國最富有的1%階層的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來的20%。前幾年波及到約80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占領華爾街”國際運動，就強烈要求改變“1%與99%貧富對立”等不平等現象。這與近年我國限期精準扶貧、中等收入家庭增長較快、城鄉居民大都有產權住房、戶均資產大大超過美國等情況，是根本不同的。我國2013、2014和201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69%、69%和70%；2013、2014和201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81%、80%和79%，經濟增長和發展同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大體呈現同步態勢。
　　六是福利保障比較。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削減勞動者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福利和保障。美國縮減公立大學教育經費，共和黨醫保議案是大幅減稅、大幅削減聯邦政府的醫療保健支出，勢必使沒有醫保的國民增加。德國、葡萄牙、荷蘭等國也相繼減少醫保投入。2016年在法國巴黎爆發由修改勞動法引發的抗議示威活動，演變為全國70多個城市的“黑夜站立運動”，甚至蔓延到鄰國和加拿大等非歐洲國家，宗旨就是反對降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以及不利于勞動者的改革措施。這與近年我國大規模增加教育經費、不斷提高最低工資和城鄉醫保水平，以及優惠老年人等現象，形成鮮明的對照。
　　從上述六個方面顯示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制度、政策和現實的重要差異。中國的“經濟新常態”是我們掌控的主動調節，要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立場和宗旨，理應以人民為中心，其實質是要構建以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對象的人民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要研究作為過程目標和最終目標的人民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和共同幸福，就必須研究如何又好又快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如何高度注重人民的全面自由發展，如何不斷改革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產權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國家（政府）調控為主導、市場決定性調節為基礎的調節制度，如何推動自主型雙向經濟開放和從世界經濟的“外圍”“準中心”邁向“中心”等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并在科學批判和借鑒國外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的基礎上，構建和完善真正體現人民性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范疇體系、規律體系、話語體系和方法體系，科學繼承和大力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解釋和解決人類社會一切重大現實問題。